編者按：瘟疫和其它天災，旱、水、蟲、風、地震等一樣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是人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還是蒼天主宰著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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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後期京師直隸大疫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京師地區春荒嚴重，遍野荒地，耕收望絕。入夏以後，大雨成災，而且時有冰雹襲擊。五月初六日，御史李念茲上奏說，四月初旬以後，京師周圍地區普降大雨，田地淹沒，麥苗黃萎，早稻秧苗被雨水浸傷，而賑撫之事政府一直不作計劃打算，寂寂無聞。他對光緒說，現在“京外災黎扶老負幼，來京田食，其鵠面鳩形，貿貿潰亂之狀，實屑目不忍睹”。惡劣的生存條件，導致飢民中“疫癘流行”。七月二十九日，監察御史熙麟上折，因疾疫而死的災民達三千余人，“其內城歸步軍衙門、順天府經理者，尚不在此數”。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春夏秋三季，直隸南部地區發生互有關聯的嚴重旱災。袁世凱在向光緒的奏折中說：“畿輔荒早，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惡劣的天氣為病菌的孽生創造了有利的生存環境，疫病廣為流傳。自四月以後，京師內外疫疾流行，範圍既廣，危害又深，流行病中最主要的是時人認為喉症和瘟疫二種。
這次喉症和瘟疫的流行，在京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據《庚子紀事記》載：“居民死者枕藉。”天津的情況大致與京師差不多，春夏之季無雨亢旱，引起“瘟氣流行”。十月，獲鹿縣出現大瘟疫，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在燒殺搶掠過程中也染上此病，一個月內前後死了三四十人。十一月，侵略軍首領阿貝及一位中國籍的通使得病，不久就不治身亡。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再次大範圍的爆發疫病。這次疫病主要以霍亂為主。由於霍亂發病潛伏期較短，傳染性較強，發病突然，所以病人發病前並無甚麼症狀，突然起病後，短者一二個小時、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長者也僅一二天身亡。數日內，京師霍亂因轉相傳染，形成了發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計其數，一時間人心慌慌。天津疫病的出現似較京師要早。
五月以後，霍亂已經流傳開來，因缺乏有效的預防和醫治措施，不滿一月，染病死亡的百姓超過一萬餘人。在天津的楊柳青村，每天少則死去十余人，多時死亡二三十人。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直隸府署中上自袁世凱的幕僚，下自一般夫役，沒多少時間也死去了十余人。
而軍營內得病的更多，前後官兵馬弁死亡達七八十人，使袁世凱惶惶不知所措。這一次京師直隸地區的疫病流行，與前幾次的疫病不同，前二次疫病都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相關，而這次霍亂流行前，京師地區氣候正常，並無連續的乾旱或水災，這次霍亂的出現呈突然性，危害大，傳染快的特點。
光緒二十八、二十九年蘇南、杭州疫疾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春，因一冬春未見雨雪，天氣乾燥，塵土飛揚，蘇南很多地區發生呼吸道傳染病。患病重者，在臥床一段時間後，因無法醫治，也會命歸黃泉。孫寶□《忘山廬日記》說：“去冬少雪，一時多患喉者，死人無數。”光緒的老師翁同瓤在其日記中，記述了在常熟城內外疫病到處有流傳的事實，他說： “聞城外痧證未淨，乞藥者多。”六月，“城中時疫盛行，乞藥者踵相接。”至六月，常熟城內痧症不但未見減弱，反而更加劇烈的流傳，藥舖生意紅紅火火，配藥求醫者天天接踵而至。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有一種疫病流傳進了杭州城由於這種疫病感染性較強，所以杭州城內幾乎人人都染上此病。據孫寶碹《忘山廬日記》記載，這次疫病患者的主要症狀大都呈發熱、頭昏目眩，發熱過後，病人四肢出現紅斑。 “然死人甚少。”
(參考資料：《三千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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