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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8日讯】有时候写点文章，里面无非说一些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和共和之类的疯话，于是也招致一些朋友的谩骂和误解。谩骂我的人无非是几句脏话，这并无伤我的大雅。但是也有一些朋友通过网络找到我善意地和我交流，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实行民主会伤及国家利益，民主并不可行。反对民主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多所谓的学问家适时推行威权主义理论，并能大行其道，就说明了背后有政治力量在支撑，这倒是觉得可以谈谈《国家利益背后的国家价值观》。

所谓国家利益

人的本性表现为趋利避害，是利益性。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也要趋利避害，也是利益性的产物，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毫不例外。这里所谓的国家就是一些人和一片土地的总和，所以国家不是领袖，不是党派，不是政府，国家就是国家。领袖，党和政府只是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部分内容。那么可见，国家利益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吓唬异议人士的工具，国家利益必须超越领袖、党派和政府，是这一片土地上每一位公民的利益，是应该能看见并能摸着的东西。

如果一说国家利益就把国家利益与领袖、党派和政府挂钩，似乎他们是国家利益的必然化身，触犯不得，那就中了威权主义宣扬者的圈套，同时也就进了独裁者设定的圈套。先有国民党，后有**党，他们都曾经想把自己当做国家利益的化身，并迫使人民也如此，于是国家利益被党派绑架以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一个国家遭遇一次就足够被历史嗤笑了，我们中国居然把这俩事件都遭遇了。这是谁之过？这都是党派绑架国家利益之大过。

再看看历史，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挂钩以后，历史被歪曲了多少啊！国民党写了国民党的中国近代史，共产党写了共产党的近代史，而历史学家没有自己的近代史。北伐，长征，抗战，国内战争，这些东西不超越党派，就得不到真实，1949年后的内幕更是多得不得了。暴露给人们的都是经过修饰的，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虚假的世界里，并在虚假的世界里洋洋得意。对这个国家，连真实的东西人们都看不见，怎么能看见踏踏实实的国家利益？于是，一谈国家利益，人们除了歌功颂德和乞求明主以外，就有点茫然无措。

所谓国家价值观

人是一种有利益需要的东西，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利益需要是由很多前置条件决定的，这些前置条件在人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价值观，于是，人们要做什么事情，追求什么利益，就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产生言行，于是，贪官做贪官的事情，清官做清官的事情，学生做学生的事情，企业家做企业家的事情，同样是在党旗下宣誓，宣誓以后，那些党员的做法大相迳庭。这些都是价值观不同的缘故。放大来说，一个团体，一个党派，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个国家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这些都是由国家价值观所带来的利益趋向所决定的。当你参透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你就容易理解那些你原来不能理解的国家行为了。比如朝鲜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就很难理解它，闭塞，落后，饥饿，还号称是最正统的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匪夷所思，但金氏父子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结果；再比如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其实也很难理解它，开明，包罗万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和资金，还要做世界警察，我们可以不理解，但这就是实在的美国，也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美国，同时也是美国的价值观所造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中国，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多少年来是变幻莫测，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常常觉得很不合胃口，而当局的拥护者则觉得巧妙得很，光彩得很，不断吹捧，这也是莫名其妙的国家价值观所导致。

所谓国家价值观就是一个国家表现于外在的主流价值观，每一个有特色的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价值观，这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法西斯德国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苏维埃苏联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现在的朝鲜有自己的价值观，特色下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于是它们表现给国际社会不同的国家利益。可见国家价值观对国家利益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价值观产生的方式

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从内容的形式都有很多，研究起来让人眼花缭乱，有的人研究半天反而分不清楚什么是民主和专制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就是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如此而已，对反对派越宽容就越民主，如果能够通过法治将反对派和主流派加以同样的保护，那才是真的民主。所以，德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都是极权的特殊形式，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说国家是一片土地和一些人的总和，那么国家利益就是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的利益的总和，那么国家价值观就只能产生于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就好比一个大的市场，有经济市场，有政治市场，有文化市场，也有观念市场，所谓国家价值观就应该是观念市场关于国家利益的一个产物。如果有人用暴力和谎言在观念市场压制另一些人（多数人或者少数人）的观念，通过欺行霸市的方式产生一种畸形的国家价值观，并呈现给世界，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国家价值观来自专制。相反，如果大家有充分的思想表达自由，通过观念市场进行竞争，经过充分的表达冲突，总有一些关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优先胜出，形成多数人认可的国家价值观，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国家价值观来源于民主。可见，国家利益产生于国家价值观，国家价值观的产生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专制的方式，第二种是民主的方式。

自古以来，国家价值观大多都产生于专制的方式，因为人类现有的历史大多都是专制独裁的历史，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的初期，统治者也是非常专制的。在统治地位来源于暴力又必须用暴力去维护统治的时代，国家价值观就是皇帝和朝廷的价值观，就是领袖和党的价值观，他们通过思想压制和言论箝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并且通过洗脑教育经常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秦皇汉武决定了秦和汉的国家价值观，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的领袖们决定了它们各自国家的国家价值观，苏联和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领袖和党决定了国家价值观。

现代社会是正在逐渐走向公民社会，东西方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去走向公民社会，欧美经历坎坷与挫折后，在这个道路上走得更好一些，走得更近一些。公民社会是以公民（包括法人公民）的权利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平等社会，它也有一个观念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不允许欺行霸市，不允许任何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其他人的交易自由，那么这样的社会如果有人用刻意掩盖真相的手段而达到缺斤少两的交易结果就难以成功，那么真实的和大众的国家价值观就容易在观念市场优先胜出，成为主流的国家价值观，多数人认可，少数人也尊重。现在的世界上民主国家多了去了，国际人权公约得到更多的尊重，西风压倒东风是个不争的事实。欧美当然也有做的不漂亮的地方，但西风吹来这个世界确实比东风肆虐下的世界更漂亮，这也得到发展的验证。

国家价值观与国内动乱

现代民主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曾饱受动乱之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都不例外，现在它们的民主制度搞得比较好，动乱就相对少了很多，这些国家可能以后还会有动乱，但不会成为常态。这也是民主的好处。中国是一个专制古国，自古以来，动乱不断，人民饱受动乱之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的苦难轮回。毛泽东说要用民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原因不是他解决不了，而是他在掌握了政权以后背信弃义，拒绝采用民主的办法。所以，毛的国家也是动乱不断。

假如我们有10个人在一起做事以求得发展，这10个人的意见可能经常不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保护少数人的发言权，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并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这就是最简单的民主。相反，如果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压制不同言论，或者拉拢几个人去打击另几个人，排除异己，最后唯我独尊，按我说的办，这就是最简单的专制。从这10个人最简单的民主和专制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哪一种方式更容易产生内讧，你要压制异己力量，但异己力量毕竟也是力量，哪怕它很微弱，但也有茁壮成长的苗头，它成长起来以后，自然就会和压制它的力量发生内讧。10个人的道理讲起来很好懂，其实呢，10亿人的国家和这完全是一样的道理。你要用专制的方式去压制另一些人，但社会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在社会力量变化以后一旦压制不住，就会产生动乱。独裁者总喜欢找动乱的“黑手”，一会把外国看做动乱的“黑手”，一会把民主人士看做动乱的“黑手”，岂不知动乱的“黑手”恰恰是他们自己。

1949年之后的中国苦难不绝，动乱不断。批右派，大饥饿，文革，四五运动，六四运动，法轮功事件，这些大的社会动乱基本上是10年一次，现在距离最后一次大型事件也10年左右了，没准又有什么事快发生了。文革之后，邓小平先生曾经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但他所谓的彻底否定只是否定文革动乱的样式，并没有否定文革动乱的根源。文革动乱的根源在于制度，在于不承认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蔑视他们的价值观，敌视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在于所谓的专政。

一种制度，不承认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一部分人必然会伸张自己的权利诉求，如果不能通过法治的渠道表达出来并促成社会发生变革，那么这些人就会：你不给我一种说法，我就给你一种说法，然后导致动乱。中国的动乱，世界的动乱，几千年的动乱，都出于此。所以说，统治者不要排斥异己力量，不要排斥异己利益，不要排斥异己的价值观，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的法治，积极走向公民社会，这是防止动乱的根本方法。如果有一天，国家价值观是全体公民的价值观通过公正的观念市场胜出的，国家利益是通过这样的价值观产生的，那么路子可能就对了。

国家价值观与国际交往

假设有两个家庭是邻里关系，我这个家庭是书香世家，你那个家庭是鸡鸣狗盗，那么这俩家庭会成为友好家庭吗？通过观察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这俩家庭很难成为友好家庭。如果俩家庭都是书香世家或者鸡鸣狗盗，那么俩书香世家就很容易友好起来并坚持下去，那么俩鸡鸣狗盗之家就很容易长期苟合。事情之所以会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俩家庭在价值观上的异同所导致，相似价值观的家庭容易在相似的规则下寻求合作和利益。然后，我们再通观这个世界的国际交往，就会发现，道理完全一样。

就拿我们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吧，新的政权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要“一边倒”，唯苏联马首是瞻，这时候的国家价值观就类似苏联的国家价值观，于是，中国就有一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做朋友，坚决反对美国和西方；后来毛泽东和苏联闹翻了，想做亚洲的共产主义领袖，于是就和印尼的苏加诺一类人打得火热，一起在亚洲煽风点火，鼓动革命，从而疏远了其他国家；再然后，毛泽东又想成为三极世界中的一极，就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钟情亚非拉，与苏联美国对着干；再然后，邓小平上来为了给改革政策寻找国际支持，又迅速靠拢美国日本，与苏联对着干。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多么可笑，那短短三十年期间，苏联，美国，日本，等等，人家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是我们中国自己在来回改变。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关系在不断改变？因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在不断改变，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不断改变？因为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在不断改变，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在不断改变？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党在不断改变。

再拿邓小平上台之初的中越战争来说，现在官方由于中越友好而闭口不谈了，刻意回避历史，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前面几十年，中国一直是越南的大后方和可靠的盟友，怎么邓小平一上台，越南就突然成了威胁中国的敌人？其实越南并没有威胁中国，人家的政策基本是一贯的，和前期的中越友好期间并无二致，所谓的边界冲突是中国单方面夸大其词的谎言和挑起战争的藉口。中越战争真正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中越两国突然而来的国家价值观的冲突，中国要和美国好，越南不赞成，中国要对抗苏联，越南不支持，中国要扶持柬埔寨杀人政权，越南坚决反对，于是中越战争以国家利益为幌子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过去，二战时期的三个轴心国怎么会走在一起？这他们具有类似的国家价值观是有关系的。后来，美国打伊拉克，中国就支持伊拉克，美国打南联盟，中国就支持南联盟，因为中国、伊拉克和南联盟有类似的国家价值观，是一类国家。再看看中国现在交好的都是些什么国际朋友：伊朗、古巴、叙利亚、利比亚、苏丹、朝鲜、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巴勒斯坦等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可惜，全是这个世界的害群之马。中国之所以在国际关系中落到如此破败的境地，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被少数政客劫持，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价值观被少数政客绑架。

欧美日韩等国家无疑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国家，我们中国要想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生存地更好，就注定要和这些国家交往。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交往忽冷忽热，一会好到天上去了，一会坏到地下去了，中日，中法，中英，甚至中韩，还曾经是不同世界友好的样板，但过一段又需要破冰。中国与他国关系经常有破局之举动，最后证明都非常脆弱，根本经不起考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相互之间没有相同的国家价值观，也就很难形成相同的利益，所以我们中国想和世界友好相处总是一厢情愿。

相同的价值观，会出现相同的规则，黑社会的价值观相同就有黑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一样的，现在的中国和伊朗古巴一类的国家有相同的国家价值观，那就自然容易纠合在一起，而不能与世界主流文明遵守主流的规则。这个世界主流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以三大人权条约为基础的各种国际规则，这就是普世的东西。你不想签订，也不想遵守，你在规则之外，你的国家利益当然是莫名其妙了。

专制国家的国家价值观更变太快，国家利益也就随着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更变，和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是很危险的，你再三表现出诚恳，也很难和世界通融。你们看看中法关系破局多少次了？中日关系破局多少次？中美关系破局多少次？中英关系破局多少次？中国为了破局付出了多大的利益代价？这些都值得反思。以前的俄国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整天想着在国际关系中破局，后来走向真正民主了，国家强大了，自然也就破局了。我们中国也应该学习俄国，过去学过没学好，不妨碍现在重新学，学到超越它。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观基本没怎么变过，怎么一会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会又是我们感恩戴德的朋友呢？这个问题根源显然在我们中国，这不是为美国歌功颂德，美国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我们中国可以学习美国并做得更好啊，可以出台一部比美国更长久的宪法体现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并保证我们的国家利益啊。学习俄国，更重要地是学习美国。

国家价值观与国家的前途

老虎和山羊不是一个价值观，就很难在一个笼子里生活。这个流氓国家，谁和你交往？人的处世和国家的处世没有多大区别，除非国家真的是没人性的机器。有个人的处世，有国家的处世，里面都有相同的道理。我们国家价值观扭曲了，需要体制内外的仁人志士去纠正。

一个人适应社会的过程就是改造自己价值观的过程，也是改造别人的价值观的过程。国家也是这样，并不例外，国家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一个国家适应不了这个世界就要改造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者去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你不是老虎却假装是老虎要和人家生活在一起，那并不合适。中央电视台那个女主播说：中国如果不能输出价值，就不会成为大国，这是有道理的。要想输出价值观，那你的价值观必须是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当然，你输出的最好是普世的价值观，要不人家不认可，人家的国民也不认可。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正在中国遭到一些无耻文狗的围剿，这也是国家的悲哀。当然，围剿普世价值的文章一概不遭封杀，而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总上不了大雅之堂，这背后有其他的嫌疑。都是人，都有普遍的人性，就一定有普遍的价值观，否定普世的价值观都是跟着当局忽悠，别有用心。普世价值，根本不是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原来的价值观也不是那个样子，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因和成果。东方文化中也有许多普世的东西，和西方一样的东西，普世价值有很多观念是西方提出的没错，但他们也是借鉴了东方文化的优秀内涵。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空谈国家利益，文人喜欢，市民喜欢，岂不知国家利益的背后有国家价值观，这就和一个人一样，他的价值观界定利益趋向。大家都不谈国家价值观这个概念，似乎当局宣扬的国家利益真的高于一切。那些用国家利益为当局辩护的人在理论上根本就站不住脚，可是在理论界招摇过市。当局忽悠不要紧，精英忽悠也不要紧，因为现在的国家利益就是他们的国家价值观里产生出来的。人民被忽悠，事就坏大了，替别人举着国家利益的招牌面临危险而不自知，可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唯心论和唯物论必须以人的存在为前提，过去谈唯心论和唯物论，很少有人谈为什么会出现唯心论和唯物论，它们的问题提出的前提是什么。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前提应该是唯人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离开个人和公民，空谈什么“党性原则”是注定要危害国家的。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一些政权，经常出卖真正的国家利益换取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常说“要算政治账”，如果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你算什么党派的政治帐呢？专制统治者就是这样，只有“党性原则”，并无可以拿上桌面的国家价值观这个概念！但是他们都善于偷换概念。

中国如果想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破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要么就真的能代表最先进的文化，邀请具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环境中来，如果做不到，就赶紧逃离所谓的最先进的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然后再试图通过现代文明异军突起，否则，一定“消瘦憔悴枯蔫”。

欧盟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了，南亚联盟成立了，还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方案正在涌现，亚洲联盟会不会成立？按照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一定会成立的。但是中国这样的亚洲大国，国家价值观落后于周边，怎么与周边国家建立相同的规则呢？这就是个大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阻碍着亚洲联盟的成立，也阻碍着世界的发展；所以，如果中国不改进自己，中国人民会因为扭曲了的国家价值观而被淘汰在主流文明之外；所以，我们不想成为别国附庸的时候，也是最可能不得不成为别国附庸的时候。

在现代化条件下，个人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公民的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的基础。这个不需要多说了，最后用胡适先生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结束本文：有人告诉你们要为国家争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我告诉你们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转自《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