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5日讯】黑姑死去三十多年了，现在还能记得起她的人，为数已经极少。作为一个在人世仅仅活了三十个春秋就非正常死亡的青年女子，生命为何如此短暂往往总会伴随一段值得人们记住的不幸故事，但那一切都发生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人们对身边不断有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早已习以为常。伟大领袖为了防止人们对死亡大惊小怪还特地对此作过精辟的说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既然为革命奋斗者的牺牲都成了家常便饭，一个社会最底层农村女性的死当然更无值得人们记住的理由，被人遗忘也就毋足为奇。
可是我却一直怀念这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女子。
我自有怀念她的原因。
我们的民族素有“选择性失明”和“选择性失语”的毛病，在记忆功能方面同样也因犯“选择性失忆”怪疾而闻名于世。本人既然身为民族一员自然概莫能外，不过我“失忆”的选择取向素来与众相反，别人“失忆”的内容，我偏偏情有独钟且过目不忘，而广为宣传强调必须“牢记”、“永铭”、“缅怀”的那些破事，我却忘得比狗舔的干净。有这种不合时宜的记忆怪癖，对我来说记住黑姑也就再自然不过。
另外，由于祖上缺德，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辈子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正好躬逢革命盛世，当时碍于我的特殊政治身份，周围革命群众同我都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为此我的朋友一直很少，女性朋友则更属凤毛麟角，在我那些未到而立之年即英年早夭的朋友中，黑姑是唯一的一位年轻女性，因而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独特的地位。她的悲剧性结局尽管不像 “文革”中惨遭冤杀的几位好友那样令我痛彻心肺，但她的死却给我留下了一种绵长的、漫无休止的钝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甚至难以直接找到痛根的痛，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被这长期的隐痛所折磨，即使我想忘掉也绝对力不从心。
于是便有了这篇回忆文字。
一
1967年深秋，我刚刚从汤山某部队画完一幅毛X X像后回到农场。一天下午，附近公社某大队来了两人找到我，请我尽快帮他们画一幅毛X X像。两位说己经扑空几趟，今天好不容易才见到我，请我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
来人见我迟迟不表态，怕我担心去他们农村生活不便，赶忙信誓旦旦地作了一大堆保证：一定好烟好酒好茶招待，并有专人服伺，绝对不会亏待我。最后甚至提出，如果我真想要点“出勤补贴”，那也可以商量。
那时替外单位画毛X X像是不能索取报酬的（否则会被扣上很可怕的罪名），除了吃喝招待外，最多在完事后送点纪念品。既然没有“物质刺激”，加上干这事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此会画像的美术工作者一般都不愿干，只有少数革命觉悟高、对伟大领袖怀有深厚感情的例外。
照理说，我这种“思想一贯反动”的阶级异巳分子对这种事是绝对不愿染指的，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对画毛X X像不仅感兴趣，而且怀有极大的热情。
唯一的原因是，这种风靡一时的勾当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的基本生活需求———首先能吃饱肚子，再就是有烟抽。
那时我每月只有19元工资，穷的像只“教堂里的老鼠”（当年卡尔· 马克思挖苦巴枯宁的用语），当我在半饥半饱的煎熬中得悉替外单位画毛X X像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丰盛饭菜和敞开招待的香烟时，那份惊喜真堪与“叛国投敌”逃到维也纳风景秀丽的湖畔一边狂啃奶油面包一边听莫札特相比！尽管我非常明白画毛X X像风险极大，稍有差池重者可掉脑袋，轻有牢狱之灾；但我生来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尤其对饥饿几乎怀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我实在无法抵御食物的诱惑，为了填饱肚子我根本烦不了那许多。面临老老实实忍饥挨饿或冒着风险吃饱肚子的两难选择，我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已变成了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正因如此，不仅那些要画毛X X像的单位找上门时我总是来者不拒，有时我还会通过一些社会关系主动寻找“业务”。一位陈姓朋友就帮我介绍过两处，其中有处是外地一家酒厂，后来这位朋友曾以助手身份跟着我吃喝一个多月，事隔多年仍对那里的陈年佳酿赞不绝口。
在那段日子里，我就靠这些“外快”吃的红光满面，从而大大改善了我的体质，致使体重增加了近二十斤。伟大领袖给我一生最大的恩泽就是他老人家在“文革”中让我足足吃了一年饱饭，这一点恰恰也正是我始终不同意把“文革”贬得一无是处的唯一原因。
不过这一次情况有点意外。尽管这个大队的来人费尽口舌，好话说遍，但我始终没有答应。这倒不是有意刁难人家，而是他们来的不是时候———在此之前另外两家早己同我有约在先，中国人爱好排队是出了名的，即便是上厕所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
如果接下这幅画像，按次序起码要在一个多月之后才能轮到他们。我一算那时己是隆冬，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作画可不是件快活差事，再说我连一件像样的御寒棉衣都没有，寒冷的威胁压过了烟酒饭菜的诱惑，我不得不忍痛推掉了这笔上门生意。
出我意料的是这个大队的头头很会办事。他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特别爱啃嫩玉米，于是紧紧抓住了我咀巴的这个薄弱环节作了点小文章，最后使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就在我推辞的次日，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在我一个农场同事带领下亲自扛着一只大麻袋气喘吁吁地摸到了我宿舍，人刚进门即将肩上的麻袋噗咚一声摔在地上，我一看，尽是些六七寸长淡黄色的玉米棒，正是嫩玉米中那种最香甜可口的上品。
大队长还没容我反应过来便满脸堆笑的说：“听说您喜欢吃苞芦（即玉米），特意带了点来。不值钱的东西，吃完再给您送来。”接着直奔主题把眼下大队的为难一下全倒了出来：全公社每个大队都建了忠字台，都有了毛X X画像，唯独他们还缺一幅，上面要求他们一定要在阳历年（元旦）前把毛X X画像竖起来，否则就要追究态度问题，不用说他这个大队长也不必再当下去了。为此他和书记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求人，可就是请不到会画毛X X像的，最后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了我。他再三恳求无论如何在这关键时刻拉他们一把，日后一定不忘报答，等等。
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咀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居然会把我的爱好摸的这么清楚，由此足见人家的一番诚意。望着地上那一大袋诱人的玉米，再看看大队长那一脸焦急神情，我终于被其打动，当即承诺三天之内去他们大队。
就这样，我有了唯一一次下乡作画的经历（在此之前请我画毛X X像的都是工矿企业和部队），也正由此得以认识了本文的女主人翁，从而有了这篇故事。
二
就在大队长找我的第三天，我背着画夹去了那个大队，赶到那里时天正下着小雨，大队书记一番热情后很快切入正题。他拿出一张画稿铺在桌上告诉我这次要画的就是这幅。我一看是张新华书店公开发售的毛X X在北戴河海边的彩照印刷品，毛背手站在海边沙滩上，头戴灰帽、身着浅黑色大衣，左下摆被风拂起一角，两眼微眯正视远方，身后背景是深兰色大海，几排白浪正滚滚向岸边涌来。整个画面结构简单，色调也不复杂，将这种照片临摹放大成油画是容易不过的事，我叫书记放心，顶多二十天可完工。
一听二十天就能画好，他高兴地直拍桌子：“太好啦！太好啦！这下我放心了！老方同志啊，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哇！”大队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嗓音宏亮，一看是个爽朗又风趣的农村基层干部。
正说话间，早两天扛玉米棒找上门的大队长走了进来，身后还跟了位姑娘。他见我冒雨准时赶来非常感动，一把握住我手说了一大串感谢的话，接着把他身后的姑娘让到了我面前。
就在同她对视的那一瞬，我的心突然掠过一阵惊悸，我一下被眼前这位姑娘的美貌镇住了！
除了肤色比通常见的女子稍黑一些外，这位姑娘无论是长相、身高、线条，全身上下几无任何可挑剔之处。她上身穿件白底棕色小格子对襟衫，下面一条黑裤，脚上套了双老式的黑色元宝胶鞋。这身再朴素不过的打扮不仅丝毫未减她惊人的美丽，反而更加衬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清新本色。我不由惊叹天地日月的造化，在这偏僻的乡村中，竟然会有如此漂亮出众的女孩。
特别是长长睫毛下那双顾盼有神自然含笑的眼睛，刚一相触立即令我产生了一阵晕眩，那一瞬间我脑海里鬼使神差般一下子跳出了莱蒙托夫长诗《恶魔》中的片断：
我凭着
夜半的星辰
黎明的曙光
和夕旧的余辉名义起誓———
自从人世失掉天国以来
还没有这么美丽的女郎
在南国的阳光下开过花
…………
还算好，我的失态非常短暂，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这是我们大队这次专门协助您工作的小徐同志，今后有什么事直接找她就行。”书记指着这位姑娘向我作了介绍。想了想又笑着补充道：“我们原来都叫她黑丫，她不高兴，后来改口叫她黑姑，您也叫她黑姑吧！这样大家不显得见外。”
大队长接着向她介绍了我：“这是我们好不容易请来画主席像的老方同志，他是方圆百里内有名的画师，你一定要好好照应人家。”
书记跟着又补了一句：“照顾好老方同志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黑丫你可不能马马虎虎。”
队长书记都是四十多的人了，两人一齐称二十多岁的我为老方同志，这大概是他们能想出来的最尊敬称呼了。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他们居然把照应我这个画画的草民百姓刹有介事地称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我差点笑出声来。
黑姑大概也觉得有点好笑，装着咳嗽捂了一下咀。
接着黑姑领我去察看了竖像的现场。那道水泥画壁已砌好不少日子了，幅面大约4 x 3米，大队想的蛮周到，还特地搭了简易脚手架。唯一没考虑到的是上方没搭雨棚，以致后来碰到下雨不得不停了两天。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雨大了起来，黑姑在泥泞的小路上灵巧地避让着脚下一个个水坑，随着腰肢的扭动，两条长辫不停地欢快跳跃。从她身后看着她在伞下那曲线曼妙的背影，我有好几次由于过于出神而忘了脚下，以致一连打了好几个趔趄，直到她回眸一笑嘱我留意时才清醒过来。
这幅雨中画面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美的面前竟然是如此脆弱和狼狈。
第一天的午餐是在大队长家吃的，黑姑也被留下作陪。队长老婆是位非常热情的胖女人，忙前忙后摆弄了一大桌菜。那天正巧是重阳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桌上那盘三角形重阳糕，每块上面还插着一面花花绿绿的小重阳旗，黑姑像个孩子一样拈着一面小旗嘟着咀轻轻地吹着，这些一下勾起了我儿时的美好回忆，我顿时有一种久违重逢的亲切感。
席间队长把我在画像期间的生活待遇讲了一下。为了让我吃好，他们特意安排我平时在黑姑家中包饭，而不像通常招待外客那样在食堂就餐。每日两餐外，下午另有一道点心，香烟随意抽，酒尽量喝，想吃什么就吩咐黑姑办，丝毫不用客气。最后一再问我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尽管直说无妨。
说实话这在当时的农村已是相当不错的招待，看的出大队为此很费了一番心，我赶忙说没有什么其它要求，就这样已经够麻烦你们啦！
队长又用筷子点着黑姑说：“老方同志想吃什么菜你就买什么，可不许偷懒嫌麻烦，不然小心我敲你脑袋瓜。”
黑姑笑着伸了下舌头：“放心吧队长，我一定招待好老方同志，保证完成任务。”提到“老方同志”时她故意模仿了书记队长那副语调，说完又笑着瞟了我一眼。
后来我所受到的款待表明黑姑不愧是大队领导信的过的人，她非常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我画像的那二十天中，我在黑姑那里共吃过三十多顿饭，几乎每一顿都给我留下了灿烂的回忆，特别是那些金黄色的大闸蟹，到现在还在我面前散发着略带腥味的特殊香气。人的一生总有些永远值得回味的日子，事隔多年后我仍然无法忘却1967年秋天在那个乡村的二十天。
自从我在她家吃饭的第二天她就摸清了我的口味，从此餐桌上每顿少不了螃蟹、河虾（注：那时农村的螃蟹及河虾极为便宜，价格不及猪肉一半， 80后青年一辈恐怕不敢想像哩！）。有次大队书记顺便路过走进她家看我们吃饭时，怪她“怎么净买这些有壳的招待人家？”黑姑笑着正想解释，我赶忙说“书记千万莫怪黑姑，这些都是我指名要的，它们全是我的命哪！”书记一听大笑起来，拍着黑姑肩头装着严厉样子下命令：“既然这样，那你就天天买，买不到就拿你的命来抵老方同志的命。”以后每当招呼我吃饭时，黑姑总会笑吟吟地喊我：“喂，吃‘命’啦！”
我这人一日两餐另外有烟抽即可，下午从不要点心，这给黑姑省了不少事，为此她老夸我特好伺候，说我不像有些请来的师付架子大，难服伺，成天要这要那，动不动还会喝的烂醉如泥。我故意扳着脸问她我的缺点呢？她抿着咀笑道：“缺点嘛，就是抽烟太多！老远就能从你身上闻到烟味。”说归说，每天晚餐后我临走时她总不忘递一包烟给我，有次我进城买颜料，头天晚上她一下给了我一条。
在那之前以及后来到其它单位画像时，我享受过更高档次的款待，但没有任何一处能与黑姑那里相比，每想到那些金黄的大闸蟹和一旁黑姑托腮凝眸注视我剥蟹时可爱的神情，我的心就溢满了莫可名状的欢乐。秀色本就可餐，再加上膏满脂溢的肥蟹，为人在世夫复何求！
三
第二天我正式开始工作，黑姑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准时回家做饭，到吃饭时她来喊我，其余时间一直陪我待在现场。
开头两天有件事一直让我有些纳闷：每次在她家吃饭时总是只有她一人独自陪我，从未见过她家人。我考虑她家里人会不会因为大队的招待他们不能“揩油”，故而才在吃饭时有意避开？我好几次叫她把家人请来一道用餐，可她总是淡淡一笑叫我别管，由于初来乍到，我自然不便多说什么。
大约是认识她的第三天我知道了个中原委。黑姑原来是个孤儿，家中没有任何其他人。
那天早晨我刚刚调好颜料准备动笔，天忽然下起雨来，我们赶快收拾画具盖好画面一齐跑到黑姑家躲雨，谁知那雨到晚一直未停，我在黑姑家几乎待了一整天，就在这雨天的闲聊中，黑姑把她的身世告诉了我。
土改运动那一年她五岁，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醒来时，她的父母突然双双不见了踪影，事前既无任何征兆，临行也没留下任何痕迹，从此音讯杳无，不知所终。弱小的黑姑就这样一夜间成了孤儿。在她的记忆中，父母亲已经没有任何印象。
在这对夫妇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忍心抛下自己幼小的骨肉悄然离开？全村人都一无所知，对黑姑当然更是一个永远的谜。
当邻居循着越来越微弱的哭叫破门而入找到她时，发现这小女孩己快冻僵了，一位老中医烧了一大木盆热水将她浸入其中泡了一个时辰才救活了这条小命。在以后的日子里，先是那位老中医收养了她，1956年成立高级社后，她作为孤儿被公家收养，由一位会计的老母亲代为照料她的生活。中国农民的变化往往总比社会形势的发展慢半拍，五十年代他们朴素善良的本性还未消失殆尽，出于怜悯同情，全村老少对这个苦命孩子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众人的拉扯中黑姑终于一天一天长大了起来，而且出落成了全村最漂亮的女孩。
1966年她高中毕了业，大队安排她在队部做勤杂，书记、队长、会计、民兵营长、团支书、妇女主任都是她的顶头上司，人人都爱支使她，用她的话说，她成了众人的“使唤丫头”。说这话时她一脸调皮的灿笑，看的出大家都很宠这个不仅长相讨人喜欢而且很懂事听话的“使唤丫头”。
到大队上班后，她第一次有了自已独立的家。大队分了一间三十平方左右的平房给她，一应家具全是公家给的。她用的那张八仙桌和老式雕花板床据说还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浮财，公社得知有个大队收养的孤儿单独成家，特地派人将这两件在库房堆放多年的老家具抬了过来。
那天淅沥的秋雨一直嘀嗒未停，屋内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凄清。听了她的身世诉说，不由使我想起了死去多年的妹妹。
1954年我唯一的一个妹妹由于得不到必要的及时的维持生命的养料而活生生死去（注：这句话我自已也觉得念起来有点诘口敖牙，但为避开“活活饿死”这个敏感词我又只能这样写。为了尽量不给D领导下的新社会脸上抹黑，我在挑词选语时可谓绞尽了脑汁），打那之后，每当遇到在贫困、孤独、饥俄、寒冷中遭罪的小女孩时我都会情不自禁联想到失去的妹妹。尽管黑姑谈及十多年来成长过程时口气那样轻松，我仍然透过这表面轻松想到了现实生活的沉重，想到了一个苦命孤儿成长的艰难，一个没有父母呵护的女孩儿的孤单、委屈、酸楚、哀伤，这种复杂的感受使我一时默然无语，望着眼前娓娓细语的黑姑，我心中顿时涌过一阵兄长的爱怜。
那晚吃完饭离开时，我对黑姑说：“今后不要再喊我老方同志了，我不大喜欢这个称呼，你直接喊我老方就行。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方大哥也行。”她很干脆地答道：“那我就称呼你方大哥啦，你可别怪我不尊重你啊！”我一下笑了起来：“哪能呢！不过我今后要是喊你黑丫你也别生气啊。”她有点羞涩地点了点头：“那好吧。”
就这样她后来就一直喊我方大哥。
后来她男朋友第一次见我时也喊我方大哥；后来她们双双送喜帖来邀请我去参加她们婚礼时却省去了“方”字而直接称我为大哥；后来当我在她们婚礼上亮相时，她们当众介绍我是她们的大哥；后来我和她们新婚夫妇依依惜别时她流着泪嘱咐我“大哥多多保重！”……
可惜的是，自打那之后再没有后来了。
三十八年过去，现在只留下我这个曾被她称呼为大哥的劫后余生老人在独自叙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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