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7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联结收听
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各位注意我们节目的朋友,在前几集可能看到一位特别的嘉宾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是苏明教授。
苏教授在那一集当中,谈到他的家族在文革当中惨痛的经历,很多朋友受到很大的冲击,后来我们说有机会再请苏教授来上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苏教授来上我们的节目,苏教授您好!
苏明:您好!亲爱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苏明。
明居正:再次欢迎您上我们的节目,上次您说的那个故事,我回头想想,虽然我不是您本人,不过想想都有点后怕,那是您的家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不幸经历。
但是我把您那本书又再翻看了一下,发现后半段那部分写的是您个人,比如说最近十来年或者十来年前的经历,特别是六四事件。
我知道您现在是移居加拿大,移居加拿大主要就是六四的冲击。我记得上回我们在谈的时候,您介绍过您的工作背景,但是六四事件跟您的工作是有点关系的,您可不可以再跟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当时的工作职务跟背景。
苏明:我在六四大屠杀发生之前,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而且后来也是一个研究机构的副所长,同时兼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六四事件的发生和起源,其实整个我认为是中国民众开始对共产党的反思产生的一个结果。
我来到国外这么多年,我们在研究学习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认为尽管共产党在文革结束之前,实行27年残酷的无人性统治和暴政之后,我始终认为一种正义、良知和道德的力量,始终在民间存着,而保持这股火种的第一是民间正义的力量,同时也是这帮知识分子所奋斗的力量。
明居正:我记得我们在私下谈过这事的时候说过这一段,您好像有跟我讲过文革之后、六四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在反思的,您好像有一批朋友组成像沙龙的,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沙龙?
苏明:尤其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那个时候是最残酷的时候,关闭11年的大学,我们是这一批首批进入大学的。我们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带着很多的问题,像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像这样一场疯狂的,死人达到几千万的一场运动,4亿人口遭殃,究竟这样一场运动可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可能不可能在日本发生,可能不可能在台湾发生;如果都不可能的话,为什么要在中国大陆发生?
明居正:所以你们的结论和共识是这种风暴不可能会在美国、台湾、日本发生。
苏明:当时我们只是一个探讨,我们不敢做这个断定。事后再进一步探讨以后,我们就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场大的血腥风暴中,是共产党一手导演和造成的,那么人民有没有责任呢?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呻吟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很可怜,尽管我们进到大学,大家也可以想像各个大学图书馆已经被破坏,很难再找到一些真正的书可读,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尤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在毛泽东还没有死的时候,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这场事件。
这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就是民间的正义与道德力量自发起来,趁着毛泽东还没有死的时候,已经开始反思而采取这种行动。当时提出的东西很简单,就是要终止中国的“秦始皇时代”,所以这一点我们搞律师很懂的,到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至今仍行“秦政治”。
明居正:这是很典型的历史学家的一个看法。
苏明:所以现在很多人还在说是受了共产党的毒,还说共产党推翻了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真是胡说八道!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2千2百年前已经结束,到现在我们整个进入的是一个独裁、专制、极权的社会,就是这么简单。
明居正:回到刚刚讲的沙龙,当时沙龙规模有多大呢?有哪些人参加呢?
苏明:当初这个沙龙…因为后来我在北大社科院工作,所以接触范围就是这两个大的部门,而社科院是一个。社科院下面一共有30几个所,都是搞文理所这些的,所以就像刚才我提出的对文革的反思,对独裁专制的反思各种各样的题目,就是各自自愿形成的小沙龙。中共当初知道这批沙龙,所以它也知道这批知识分子。
因此在开始镇压以后,共产党的说法很简单,它说导致这场暴乱的主要因素就是两院、一所、一公司,这个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所谓“两院”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谓“一所”就是当时赵紫阳搞的国务院的“体制改革研究所”;而“一公司”是当初的“四通公司”,就是万润南那一批人。
其实这些话当初我们是知道的,可是实际所谓万润南那批人的公司我们并不了解,我们只是知道这种运动确实是发自于知识阶层的,而且很快影响到整个广大的市民,甚至影响到共产党。
明居正:也就是说你们沙龙谈的东西慢慢就到社会上了?
苏明:不是。89年春天这一场民主运动,很快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所以当初这个力量确实不能小看,人民的觉悟确实不能低估,所以也造成中共当时确实是很紧张。
明居正:可是中共讲89六四这件事情是不能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它既有大气候,又有小气候,像我们说的沙龙一部分是小气候,可以这么说的。其实大家搞这个沙龙,是回头去探讨文革吧?
苏明:主要是探讨文革的。
明居正:就想说这个文革是怎么发生的,其实另外的想法是希望怎么样让它不再发生。
苏明:不是说希望不再发生,而且在它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始终没理解到这一点,当他提出改革和开放以后,实际等于是中共在自我否定,于是你就留给民间一个思维的余地和一个话语的余地,这个时候再要像过去一样,搞整个严格的控制已经是不可能了。
明居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龙在那时多少是扮一个启蒙的角色,也就是反思那个经验。
苏明:可是反过来说,也是相当高级的专业研究。
明居正:而且毕竟这些人真的在文革当中是“淌”过来的,当然不能说人人家庭受到这个冲击,都像你们苏家这么大,但是说不受波及是不可能的。
苏明:基本上都会受到波及的。
明居正:您刚才谈到沙龙的角色,但是很快的89年民主运动就开始。您的单位叫做“和平科技发展研究所”,是在“宋庆龄基金会”底下的,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所,有多大的规模呢?
苏明:我们这个所是一个综合技术的研究机构,里面的研究室大概一共是9个或10个,同时下面还包括2、3个实验工厂,还有一个庞大的专业技术车队,因为我们这项工作常到全国各地跑,所以当时是比较大的,而且总工作人员数应该是920-930人吧。
明居正:那是相当大规模的一个单位。上回您来的时候提到,您是一个实权单位的实权人物,可是你们毕竟在北京,如果民主运动发生在北京的话,你们单位的冲击是很大的,你们单位同仁当时怎么看这个民主运动呢?
苏明:我们当时的同仁并不是怎么去看这个民主运动,而是很自觉自愿地参与这场运动,甚至是鼓动发起这场运动,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的研究人员,我记得好像是280多个人,这是专业的高科技研究人员。这批人主要来自于两院,而且同时除了在文化革命当中侥幸活下来的一批老的高级专家,剩下的大多数都是(我们这批)文革以后毕业出来的。
这批人都是身负着种种的苦难,与这批老的专家是不谋而合,而且当初的合作很好,关系都处得很好。所以在这场运动开始出来之后,似乎是没有人去发表任何激昂的演说,没有人在研究机构里面挑动或贴出什么通知、大字报,什么都没有。
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去天安门广场,就对学生运动表示一种支持。而且以后是北京的知识界发起大签名运动支持学生,这些人自己当时就把名字签下来,就好像这种事做得很自然。这个时候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在民主和自由人权方面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做出了选择。
明居正:当他们签名的时候,而且走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晓得这是跟党决裂吧?
苏明:对,是这样的。而且不但这样,后来他们还有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宣布我是谁谁谁,今天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人。究竟我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人,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每天在发生。
明居正:我们晓得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真的是群情激昂,很多人上台,我们有看到演讲的照片和送水的,其实台湾发面对这方面支援很强的,外界我不晓得,大陆里面不知道清楚不清楚。台湾里面我们是有捐款、有捐物资,就是搭帐棚和钱就送到那边去,我们还在中正纪念堂这里电话连线、现场讲话的。
苏明:这个我都知道,我也都听他们跟我讲过,一个是台湾,还有一个是香港。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很感激,而且我们认为也确实应该这样,像这样一场大事是全球华人共同利益的大事。但是真正到镇压以后,作为台湾和香港的支持,还有一些海外华人的支持,最终到共产党的手里就变成我们这些学生是受到这些海外“反华势力”的支持,这顶大帽子就扣上去。
明居正:我想中共要扣帽子,你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么大件事,我们海外华人都没有反应的话,那也太奇怪,那华人就不叫华人了。
苏明:我想也正是因为海外华人的反应,才引起共产党如此惊慌,所以这一场镇压在共产党来说,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
明居正:刚才说到运动开始之后,你们有很多同仁上街,也就自觉、自动自发参与活动,可是您当时是领导,您是实权领导,您当时是什么态度呢?
苏明:我当时的态度很简单,我把我办公室的门关紧,我不出去不过问,不去像例行公事似的向各个楼层研究室去巡察,我同时不找这些研究员和研究室的主任去谈话,因为我知道楼里面没有人。所以我装做不知道,而且作为我这样一个阶层的干部,如果当时我不说话,实际等于是默许,这个大伙儿是很清楚的。
明居正:所以您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您还是选择不去过问,关门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您不问了。
苏明:大家心里很明白,而且同时当时我们沙龙一些老朋友和老同学曾经跟我说过,这件事情你采取一个回避态度,因为后果不知道怎么样,恐怕有些危险的后果需要最后有人出来收拾。
明居正:所以您关那个门,不是单纯一个明哲保身,是一个经过设计、考虑过的动作,也就是为了日后。我知道很多人上天安门之前,他是在家里写好遗书才去的。
苏明:对,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今天到这个职位有了这点权力,我有责任为不知结果的后果作准备。
明居正:所以当时是有在盘算的。后来我们晓得开始屠杀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受到很惨重的牺牲,你们单位的情况怎么样呢?
苏明:我凭着这么多年还有的记忆,在大屠杀发生以后的前两个星期,我们整个对所里面进行一次全部的清查,我们最后得出的情况是7个人被杀,11个人重伤,而且随即就有10个人失踪,而这个失踪还是在大清洗之前。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畏罪潜逃,究竟这些失踪是死在天安门那场大屠杀当中,还是其他的情况如何,我们始终到现在不清楚。所以在我们这个研究机构里造成28个死,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当时记得底下报出设备的时候,据说还有几部卡车的损失,有两部卡车当初是他们车队支援这些人开去天安门支持学生的时候,卡车被冲锋枪的子弹打得全是蜂蜂点点。
另外一部卡车当初是军队的一部就是转业的卡车,分发给各个地方的机构使用,但是由于我们那时没有及时把它喷的漆改过来,结果也被当成军车烧毁,所以损失是很惨重的。
明居正:但是人的损伤已经差不多到3%,你们原来是520-530人的单位,但是后来是有大清洗,它不是有清查吗?后来清查情况怎么样呢?
苏明:清查的情况就开始可怕,那就是原来我们预料到的都变成现实,当时开始清查的时候,它明确地提出清查17种人,从第1种最严重的,到第17种人。
第17种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就是看到学生在游行、绝食,你走到那儿去一句话没说,你伸出一个手指做出这个字,你是第17种人,你也要受到惩罚。
明居正:我知道他们通常会提清单出来,对您们单位也提清单吗?
苏明:我们的单位不是他们提,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党委提出的清单,一共分成2次。在六四发生的10天以后,第一次提出的清单,当初我记得是130多个人的名单,这批名单当时不是直接送到警察的手里,而是送到驻军手里,因为军队已经把北京戒严。而且在后来的大逮捕当中,不是警察在抓人,而是军队晚上半夜敲门,用吉普车把人抓走,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居正:您说这是第一次。
苏明:两个多月以后又提出第二份名单,这份名单更了不得,是190多个人的名单。
明居正:所以前面是130多,现在190多,这样就差不多有330人。我记得你们单位是920人,现在名单有330人,超过1/3了。但是这1/3我猜上层的人会占多数,也就是研究人员会占比较高的比例。
苏明:在这里面主要是冲着知识分子,主要是研究人员。而且当时全国很多的大学,由于是大学毕业生出来,那个时候然人才极缺,死的老知识分子太多,所以这些研究人员送来之后,马上都把他分到各个研究机构去工作。这批人后来也成为清洗的重点,因为他们终归还是年轻,热情很高,对民主的向往很强烈,是这样的。
明居正:但是共产党并不在意,它就准备一次清洗个1/3。
苏明:它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清洗是很厉害的。
明居正:您当时是单位里的实权人物,清洗开始的时候,您是什么态度呢?
苏明:我的态度很简单,因为我也算浸淫在共产党那套东西里,所以共产党的那套手法,我也会一点。例如报上这些人的名单以后,我可以把他们叫过来,你说把他作为暴乱份子,你有没有一点证据呢?我们不能让人随便把人抓走,最后给他们公安机关增加负担。
我们拿出一些证据,你拿不出证据,这份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以这种方式。同时当初我们也知道这些人确实在那场行动暴露自己太厉害,这样我们也可以通知他,必要时候让他转移、躲一躲,逃逃风声,甚至实在没什么的话,就想办法帮他跑吧。
明居正:所以换句话说,您用您的职务,用您手上的权力,保住了一些民族的精英。
苏明:不能这么说,那个时候各个研究机构,两院下属一共70多个所,据说各个所都是这么做的。
明居正:但是一年多之后就轮到您,而您也没什么选择,也只好逃亡了?
苏明:我是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最后我能逃出来,实际上是很侥幸的。
明居正:但是中间一段时间坐过牢?
苏明:对,在逃的过程当中,是被抓住坐过3、4个月的牢。
明居正:后来是从缅甸逃出来的。
苏明:是,我走云南那条路,最后逃亡缅甸。
明居正:我在书上看到一段非常动容,我想问一下,当时您从中缅边界逃过来,到了缅甸的时候,您转回头去对着中国鞠了三鞠躬礼,是不是有这回事呢?
苏明:是,那是一定的。
明居正:您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
苏明:我当时想着,我知道这一走短期回不来,但是我那时候总觉得凭着我的年龄,我会看到共产党垮台,我一定会回来!这个中国不是共产党的,是中国人民的中国!
明居正:各位朋友,我相信各位听完苏教授的故事,一定觉得惊心动魄。上一集他来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家庭的冲击,他父亲那一辈的冲击。这一集谈的是他个人在六四事件当中的经过。
当然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办法细说,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那本书《血色中国》,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的过去跟未来,应该会有更深刻的见解。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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