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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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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世航 【大纪元7月1日讯】很多人以为，中国最苦的阶层是农民，古来皆然。其实，这分明是一种误解。决定生活质量的根本因素，是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物质资料的拥有数量。就大陆现状而言，农民至少拥有土地，而市民，至少要用个人努力弥补没有土地所造成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市民们的境况，有个勉强糊口的饭碗尚好，但，一旦失业，加上积蓄不多，遽即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而所谓“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得来费尽周折，且多达不到规定的数额，杯水车薪。
我所说的月收入在（0—1200）元的市民阶层，是大陆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体。由于缺少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性因素，加上绝对权力所生的贪腐，官商经济的血盆大口，因绝对权力致庸员膨胀的单位工资飞涨，愈益恶劣的“潜规则”日甚一日地扭曲着幼弱的自由经济并助长其弊端，僵硬的以学历论能力的用人思维，以上诸因，使得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官方数字是，10%城市居民占有45%城市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0.4。事实上，远甚于此。我曾在自己居住的小城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某居民区100家的年收入情况，100万元以上的是6家（其灰色、黑色收入以估计数计入，取最低值），而不到一万元的有四十多家。极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是政治垄断高压而经济畸形之社会的必然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惨景象，在今日大陆之街巷，随处可见。 生于七十年代末的我，所读过的所谓“政治”教科书，说美国贫富分化如何如何，还在书首彩图里插了所谓“失业者露宿街头”的照片。而今，我知道美国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足以使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在长久失业的状况下仍无饥寒之虞。而出于卑劣目的所行的刻意中伤，不幸戳在了自己脸面上，不过，焦头烂额的他们，连漫布在大陆的数百万的乞丐、游民都不予理睬，怎会顾及一个愚弄孩子的谎言的成败。大陆的每个城镇，每天都有人在街头呻吟，奄奄待毙，而拥有土地的农民，无论如何也落不到讨不到饭就饿死的地步。 我的身边曾发生过一起惨剧。数年前，一对夫妇在一家橡胶厂工作，拉扯两个八、九岁大的孩子。有一天，行将倒闭的橡胶厂将夫妇二人辞去，各种名目的补偿加起来，仅给两人两千多元，夫妇两人步履蹒跚地走出厂门，一路抱头痛哭回到家中。夫妇两人推着车到街头卖小吃，经受着风吹日晒和黑道白道的种种盘剥，熬尽体力，勉强糊口。临近春节之际，县府喧嚣着“净化环境”，城管满街，夫妇两人的小吃车因为稍微过“界”，被城管骂骂咧咧加以侮辱，妻子怒而与其理论，被一个城管破口大骂，妻子忍无可忍，冲上前推这城管一下，顿遭几个城管的殴打，丈夫冲上前保护妻子，也遭毒打。夫妇两人被他们打倒在地，小吃车被掀翻，被砸成碎片。夫妇两人互相搀扶着回到家，下了一顿饺子，一家四口吃了，大年初一，有人来给夫妇两人拜年，只见房门虚掩，推门进去，发现这一家四口僵坐椅子上，脸色紫黑，皆已死去。桌子上有一张信纸，是丈夫的字迹，写明全家是自杀，在饺子中加了鼠药，任何人皆无责任。 这惨剧一直噬咬着我的心。夫妇两人的凄惨遭遇，是卑微而艰辛至极的底层市民的一个缩影。只是，许多人宁愿苟活，而害怕或不甘走赴死之路。我一直在想：夫妇两人在临死之际，并不曾对社会发出任何控诉，对于直接将他们推向死境的城管，他们也未有丝毫的怨言，其中缘故，很值得推敲。人常道，人濒临死亡时，一般都是大善的境界，有人传言，夫妇两人一直信佛，所以虽在百辱中死去，而无所恨。我不以为然。妻子在遭到无端羞辱后，怒而与城管理论，并无畏地冲向城管推他一下，单这两点，就不是信佛一说所能解释的。我的理解是，长久的逆来顺受，加上自甘为奴的思维定势，能将人的反抗意志消磨到极限。偶尔的抗争，并非发自心扉的，被巨力压制后，便如羔羊一样走向死亡，虽惨叫而亦绵绵无力。专制社会本身就是制造羔羊般顺民的工厂，而被摧压到极限的卑微市民，在含辛茹苦、忍气吞声等方面，有着和佛教信徒一样的表象，而信佛的夫妇，连宁静圆寂的最终结局都未曾换来，或者说，对佛，也把无结果的付出当成了全部过程，未曾有获得的希望。民之悲凄，无有甚于此者。而换言之，无望而生，无惧而死的百姓，能安于任何环境，处在专制压迫下，便能顺应专制，倘为民主召唤，便能顺应民主。 对当今大陆而言，涉及民主，就意味着揭露，抗争，反击，变革，假想以温柔形式和平过渡，虽有可能，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微乎其微，以终日为糊口所累的中下层市民为假设行为主体的“公民文化”“公民道德”等理论，更如隔靴搔痒。根本制度问题不解决，贫富分化不解决，谈什么都不免超前。不自上而下改，就自下而上变，并无他途。惟有最没理由苟安于现状，稍有社会动荡或人生波折便衣食堪忧的阶层，惟有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得之甚艰，一分一秒都被生活的挣扎和灰暗的无助感所填充的阶层，才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力量支持。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外围利益群体只能扮演阻挡民主潮流前进的角色，而冲破一切专制阻障的最终希望，我以为，不是空头的民运理论家，不是所谓的民运精英，不是军队，更不会是中共的“戈尔巴乔夫”们；在大陆中下层市民中，潜蕴着实现未来民主的主流力量。这是一个日趋庞大的弱势群体，在人治与天道相悖的今日大陆，“损不足以奉有余”司空见惯，且日甚一日，专制政府对中下层市民群体不仅不屑于救助，而且有意无意的损害他们的利益。官方倒也不回避这一点，承认：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贫困市民群体就个体而言，固然势单力薄，但，因处境相若，甘苦相近，心曲相通，加上密集而居，整体感染性很强，一人之舛，一家之难，可惊动四邻，震动楼宇上下，传言广播，在极短时间就会扩展到城市的角角落落，弄得人心惶惶，致使城镇局部矛盾层出不穷，市民们因惧而聚，聚而愈众，因不平而鸣，为权益而争，小规模抗争此起彼伏，这是大规模市民起义的先声。被中共学人冠之以“农民起义”的史上留名的反抗斗争，如秦末、汉末、隋末等，其实，以无地者为主流，即：贫穷的市民，失业的军人，无地的农民（雇农）。而在外国，如英、法，推动其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更以无地者为主体，主要包括下层市民，学生，落魄军人。 变不变，决定于认识的转变。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市民们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多的有出国经历的市民，以其切身感受对身边的大陆市民传播着民主国度的见闻。连中共喉舌《海峡两岸》也不得不说，台湾的各级候选人为了提高得票率，如何的“收买”市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陆市民绝对不讨厌这样的“收买”，而且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更觉得，连声招呼都不给自己打就升官进爵的伪选举制度才是真正令人厌憎。大陆市民原来只知道什么都得用血汗钱买，一朝了解到，民主国家竟然有免费供给基本生活物资的种种渠道，莫不惊诧。专制政府无偿给予过市民们什么呢？不来索取就谢天谢地了。民主制度伴随着体贴入微的福利制度，这种福利的最大受惠者是普通市民。福利和保险、救济等纳入公正透明、监督机制完善的社会体系，只要具备公民的资格，就可以得到这片国土所赋予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在专制社会，指望一个富人拿出一片面包给予乞讨者，并不是难事，而要所有的富人都如此，绝对不是专制统治者所美化的“精神文明”“良心发现”之类的伪道德口号所能做到的。 市民们已经比较清楚，自己对贫福分化的厌憎，不可能通过专制立法机构反映出来，专制只会强奸民意。县区人大虽近在眼前，而远若千里。信访办，在有些市民看来，分明是诱人上钩的钓饵，未至信访部门，专制打手已循踪而至，架回去罚款殴打还是轻的，因此而被劳教也不鲜见。市民们只有问问路，偶尔会找交警。居民区的下水道年久失修，饱收物业管理费的小官不理，而权柄在握的大官们不睬，反映的人多了，就叫市民们自己掏钱。市民们只要略受启发，转念一想，就会懂得，没有民主法律为后盾，就没有实现社会公正和削弱贫福分化的可能。市民们想了没有？想的人多不多？答案是肯定的：杂文成为“喉舌”类报刊之副刊的主要文体，《杂文选刊》《杂文报》《杂文月刊》在街头畅销，俱是明证。 当大陆市民看到，白发苍苍、衣着褴褛的老人在街畔的垃圾堆里搜寻，指望捡些能换小钱的物件，而此时此地，脑满肠肥者驾驶着本田呼啸而过，稍有良知者，都会叹息社会的不公，无法产生对一党专制的认同。民主制度的载体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固然好，也有负面，就是产生贫富分化，民主制度的出发点之一是减弱贫富分化，强制性地调节物质占有的不公，而集权专制政治基本上是人为加重自由经济所产生的恶果，并且使自由经济向官僚垄断经济发展。市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看着：驾驶最豪华轿车的，以当官的为最多。光临豪华消费场所的，也是当官的最多。大陆简直就是官们的安乐窝，好东西都被他们垄断着，有的市民嘲讽道：“当官的每人再胖十公斤，我们就被挤得没地方了。”有的上年纪的市民怀念毛时代，许多年轻人反感政治，其实都折射出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只是大陆市民对自己也习惯了暗示性的思维方式。 在闲时而聚的居民区广场，城市的中心广场，大学校园里，各类俱乐中心，公园，绿地，风景区，市民们自发地谈论着对当局的不满，各自唱着对当权者质疑的反调，有的还随身携带小收音机，调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波段悠然的听，这样既发泄了怒怨，得贻情抒怀之乐，又能结识朋友，愈来愈多的人跻身其中，饭后茶余聚谈时政，呼引同道，俨然已成大陆城镇的一道风景线。城市能给市民分类，哪一类市民活动在城市哪一块，城市安排的很好。譬如战壕已经挖好，人员各归其壕，只待号角吹响，明白各自责任所在的战斗群体就只管冲锋了。 在大陆的大中城市，商业性的策划宣传运作已很成熟，商家为了吸引市民的目光，动辄锣鼓喧天，彩旗高悬。一种商品，从出台营销理念，到为全城所知，一日足矣。处于夹缝中的自由经济能有今日规模，足使人含泪而笑了。在自由经济的阳光中，没有专制的阴影，自由经济对专制天然地排斥，自由经济是民主的摇篮。民主必须借助自由经济的物质托扶和策略支持才能茁壮。今日的商业会战场面，分明就是明天民主选举之群众争夺战的预演。城市经济之规模的扩大，科技触角的延伸，使大陆城市的包容性迅速增强，愈益绚烂多姿。城市只有成为经济的万花筒，才能成为政治的万花筒。万花筒般的城市，是市民公共民主意识的孕育土壤。没有一个思想整体而内容多元的市民社会，就没有民主的容身之地，任何有利于掀动民主潮流的变革都无法产生。 网络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网线连接了人们的魂，心灵在网络中畅游，碰撞，虽也有弊，终究是利大于弊。在现实中无法吐出的心语，在广场上也心存顾忌不敢明示的字词，在贴吧、聊天室，可以尽情抒吐。科技创造的这个虚拟空间，基本上可以使人畅所欲言，很是对应着民主的特点，逼得独裁专制进一步使坏。上网多了，就知道，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上访”等很多词，在很多时候是上不去的。无形的手挡在屏幕后，上网的市民们遂有所悟：只有党和政府才有这样的决心和能耐。倘遇机缘，得坚守信仰、急公好义的朋友所发之破网软件，终于打开了网络长城的大障，看到一个立体的世界，加上自己独立的思考，自可炼就辨伪识邪的慧眼，生出对民主自由的渴求。急于改变不合理现状的觉醒市民，正努力把虚幻空间变成可触的现实，许多自发而成的市民组织，都是先形于网络。民意在网上汇成洪浪，无止境地冲击着已然千疮百孔的专制大堤，独裁者在网络上“防民之口”败局已定，这种失败正加速度地对应到现实社会中来。 近几年，市民们维权知识的增长，城市讯息之共享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活动区域的扩大，市民独立组织的增加，城市信息网络的发达，一系列因素使得贫困市民群体的整体抗争意识逐日增强。缺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他们，如果再没有正确的精神追求和政治诉求，一朝发难，被饥饿逼出来的反抗大军将成为摧毁一切的可怕力量，百姓将陷入朝代更迭间的血泪缸里，神州将沦为地狱。约束人力，须规正人心，须有信仰的强力引导。宗教信仰只能一定程度上改观道德和风气，而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还会消磨人们的抗争意志。民主制度经由港澳台的局部实践，证明是适合大陆的，并非中国人缺少民主素质，民主制度施行后也不会比专制社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引导实施，怎么实施的问题。 专制社会要进入民主社会，尤其是在大陆，专制毒素在各个方面浸透很深，非有大变而不足以将乾坤扭转。民主的主流力量在民间，而民间的主流力量，在中下层市民群体中。随着大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飞速向城市转移，使得中下层市民群体的数量迅猛增长。而先于城市而行的农村选举所酿成的初级民主意识，也随农村的人流进入城市，进一步增长着中下层市民对民主的认同感。由于少数市民占有城市的大部分财富，并且这种情况日趋极端化，加速对立的同时也促进着联合，推动着中下层市民集体意识的整融。一人一旦在街头呐喊，必定引来应者云集，掀起追求民主人权的浪潮。他们深信，一人一票，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而不是穿梭于钢筋混凝土组合物之间，为生活甚至苟活而存在的孱弱个体。重视个体、顺和人性的民主制度才能重建中下市民阶层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之心，淡化隔膜之意。当流落街头的人们也参与投票时，在远离强权、日趋公正的社会，他们实际能得到的合法权益，远不止手中的一票。 转自《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7/1/2008 4:26:37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8/7/1/n21752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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