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0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联结收听

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今天我们同样非常荣幸，再次请到旅居澳大利亚的袁红冰教授来上我们的节目，袁教授您好。

袁红冰：您好，朋友们好。

明居正：我们在前几集曾经有不同的面向跟袁教授谈论过很多事情，不管是对政治的观察，还是对人生的一些体验，我发觉袁教授是一个人生阅历非常丰富的人。当然一方面是他个人背景的关系。二方面是他也有意去了解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

作为我们这一辈的华人知识分子，不管在哪边，有个课题大概是我们这辈子没办法逃避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个人比较幸运，我在台湾生长，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冲击，而对于您们这一辈大陆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跑不掉的课题。

我过去和大陆朋友交往的时候，这部分的话题不是熟到一定程度是不能提的，因为提起来常常会把人心中，或者人这一辈子当中最深沉的痛苦再重新勾出来。但是我刚刚讲到作一个知识分子，这个题目恐怕不能回避。所以我们不是为了个人角度去挖这个事情，去舔这个伤口，或者去重新挖掘这伤口。

今天我们重新勾起的题目，其实是要做一个社会教育，让社会来探讨这个事情。很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您多大年纪呢？

袁红冰：我当时14岁。

明居正：就是初中还没到高中的时候，可是政治意识已经基本开始萌芽了。

袁红冰：对，因为我上学比较早，我5岁就上学，所以很多事情就理解得比较早。

明居正：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您差不多是在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您说10年文革还延伸到大学时代对不对？现在回头看过去，它已经结束30年，广义来说，结束30年了。30年后您回头看过去，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事情？

袁红冰：最深刻的我想有四件事情，三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是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7年5月1号的时候，当时已经都停课，我和几个伙伴就搭货车一趟赶到北京，从内蒙古到北京。恰恰在5月1号的晚上，我们到了北京，正在东长安街上走的时候，毛泽东要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坐着一辆敞篷车从长安街上走过，那无数的人，主要是年轻人，都涌向毛泽东的汽车。

明居正：您正巧赶上？

袁红冰：对，人人互相挤到喘不过气来，几乎窒息，很多人被踩在脚底下。

明居正：那您估计当时群众大概多少人？

袁红冰：那很难估计多少人，只能说没有任何一点空隙。当时我心理突然产生一个很恐怖的想法，我觉得我是在一群疯子之中，为什么呢？很多人被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人们不去顾这些被踩的人，而疯狂的欢呼着涌向那个神─毛泽东。毛泽东过去以后，很多人就被踩死了。

我在现场就看到围出来一块，有一个少女长得很漂亮却被踩死了，我看到医生拿很粗的针管直接在她的心脏注射强心剂，医生摇摇头说，没有救活。就在那一瞬间，我脑袋突然想到，如果毛泽东当时站在汽车上，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他臃肿肥胖的身体裸露在世人面前的话，这些美貌的少女还会涌向他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只是想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那样盲目的崇拜一个伪造的神？

明居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有一点不由自主？

袁红冰：对，这是一个大的悲剧。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听到的，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个女思想犯被处决。处决之前，狱卒为了让她不说出话来，用竹签把她的下颚和舌头串在一起，这位女思想犯被处决之后，尸体还遭到凌辱。她给人间留下一句遗言，她说：“我即使向铁铸的墙咳一声，也能得到一丝回应，可是我向活人千万遍的呼唤，却犹如面对着死人。”这是多么悲愤绝望的一种抗议。

我这次来到台湾，几乎每一次演讲，有机会我都要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来台湾的那天晚上，我梦见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我梦见她，她的舌头和下颚仍然被竹签串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她透过嗓子发出很凄厉的呼唤。我理解她那个呼唤，就是要让我不断地代她进行讲诉，代她鸣冤。

因为她不能讲诉，即使在地狱中，她也没有办法讲诉，因为她的舌头和下颚被竹签串在一起。所以我每次都要讲这件事，而每次讲完以后，晚上一定会做一个梦，有的时候在深夜，有的时候在黎明，就看见这个女政治犯眼睛里流着血，从远处看着我，但是我能知道她在感谢我。

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被她感谢，我自己觉得很惭愧，作为一个堂堂的中国男儿，我们不能够避免这样一种惨剧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到惭愧。

明居正：所以每一次讲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感受都非常深沉、非常悲凉。我自己在学校里教这个课，我比较幸运的是不必亲身经历这些事情，可是我也有跟您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每次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对我内心深处造成的冲击，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这个部分我想袁教授能够回忆起的故事非常多，我知道这些事会让人情绪非常的波动，我们听到袁教授所说的两个故事，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每次看到文革的故事，有时候内心的冲动、冲击真的是难以形容。

我产生一个不太好的想法，就是我很侥幸，在这个地方很安全的谈文化大革命，我还不断的让您们去揭这个生命中的疮疤。可是就像我说的，我揭这个疮疤真的不是要勾起您不愉快的回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这一代中国人经过了多少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对将来中国人去避开这些痛苦有多大的帮助。

刚才我们谈到是北京的故事，可是我知道您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内蒙，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内蒙的几个故事呢？

袁红冰：文化大革命的记忆，那些像溅在你眼睛上的血渍一样，是不可以回避的。我为什么要讲诉？我曾经跟一些朋友明确地说过，我就是要不停地、不停地的讲诉，我是一个中国苦难的讲诉者，我一直要讲诉到中国苦难结束，因为现在中国的苦难仍然在持续。

刚才文化大革命那种悲惨的记忆太多了。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当时我们都住在内蒙古日报社的大院，他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内蒙古日报》的编辑，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右派。

明居正：那就很可怕了！

袁红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红卫兵就在我们的报社打压、批斗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被迫陪斗。当时他们在他母亲身上挂满高跟鞋，使用各种各样污辱她的语言。

明居正：他父亲不是右派，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右派。

袁红冰：但他父亲也被绑在那边。这位陈宁宁为了想加入红卫兵，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他主动批斗他的母亲。

明居正：按照我的理解，以他的背景来说，应该不可能参加红卫兵。

袁红冰：但是他为了表示自己跟阶级敌人划清界线，而阶级敌人就是他的母亲。当时现场我都是亲眼目睹的，他喊着口号污辱他母亲，最后拿起鞋用鞋底抽他母亲的耳光。当时他母亲的头发把脸遮住，我看不见他母亲的神情，但是我看到站在旁边他父亲的神情，那是我此生看到的最阴森而荒凉的眼睛。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夜里到过墓地，但是我看到他父亲那双眼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置身于阴森的墓地之中，因为那是那么荒凉，那么绝望，而且那么恐怖。

我当时是有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还小，没有想到具体会发生什么？当天晚上院子就有人喊，陈宁宁你父亲卧轨自杀了。然后我们都起来到那儿去看，他父亲的尸体被火车撞在铁路的另一边，他整个内脏都散落在铁路上。陈宁宁久久看着父亲，一动也不动，后来蹲下，接着又把眼睛抬起来，那时候天刚刚亮，那个被朝霞照亮的眼睛里头，我觉得像冰一样、寒霜一样，而且感到一种空洞的疯狂，那个眼睛我是永远记住的，我也写在我的小说、文章里。

从此之后，在内蒙古日报社的宿舍大院里，几乎每到深夜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个嚎叫般的歌声，像是哭嚎一般，那个歌声就是陈宁宁发出的。从此以后，陈宁宁是半疯半理智，经常犯疯病。

我坦率的讲，我真的希望他彻底的疯，因为当他清醒的时候，我面对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神情、眼睛，他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而当他发疯的时候，从他的眼睛里能看到一些疯狂的痛苦，那比面对他那双麻木没有任何生机的眼睛，你会觉得舒服一些。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给多少人带来了这样的痛苦，让多少中国人的眼睛里出现了这样的神情。

明居正：我记得前几集我们谈到我们看了一些大陆的朋友，您谈到您到台湾看到台湾人的眼睛，当然眼睛里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可是我们从这些大陆朋友的眼睛当中，就像您说的或许我看到很多焦虑。

就像我跟很多大陆朋友来往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有意不去问文革的经验，除非双方真的是很熟很好的朋友，可以谈到很深的时候，我会说您愿不愿意谈谈文革？当他愿意跟我谈文革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他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或者这样说，他允许我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同样这是一段比较悲痛的故事，但是我们还得往下走。

明居正：袁教授，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您在内蒙古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您所看到的文革案例应该不止刚刚那一桩，您还有其他的故事吗？

袁红冰：最让我心灵震撼的，就是所谓清查内人党的运动。

明居正：什么叫“内人党”呢？

袁红冰：“内人党”原名叫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上个世纪40年代，蒙古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的政党，但是这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早就不存在，在40年代的末期就已经不存在。共产党只是借助清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事件为藉口，以这个事件为藉口对蒙古人实施一次种族灭绝性的屠杀。

明居正：这个说法倒是很少听人说过。因为一般我们知道，所谓“内人党”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挖肃或挖阶级敌人，去揪出的这么个案子。在中国大陆各地方揪出类似冤案其实不在少数，但是像您这么说的，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过。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袁红冰：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是不存在的，当时中共暴政借助清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藉口，把几十万的蒙古人都关押起来。

明居正：您是说都是高官吗？

袁红冰：有高官也有基层的民众，包括很多牧民。

明居正：那就不只是政治斗争了？

袁红冰：对，所以我把它定为一场对蒙古人的种族灭绝。在这过程中，不仅关押几十万人，而且利用酷刑打死了至今还没有办法精确统计的人。有一些调查者进行过统计，仅仅由于酷刑，或者是因酷刑被迫自杀的死亡人数，就达到将近10万人。

明居正：那是很大的数字，因为蒙古人口并不多。

袁红冰：这本身是一次对蒙古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当我们今天说这十万或几十万，这些简单数字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像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刻是多么的恐怖！

我当时看到这样的场景，当时内蒙古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几个士兵把一个直径将近两米多的大铁锅烧红，把一个蒙古人的胳膊和腿捆在一起吊在树上，然后把他的肚子露出来，就用那个烧红的铁锅去烤，烤到最后，蒙古人的腹部慢慢膨胀起来，最后“砰”一下爆裂，然后肠子掉在烧红的铁锅里面，立刻像蟒蛇一样窜越起来。

当我目睹了这样悲惨的景象以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我是知识青年，我就开始走上一个流浪的旅途，不久我就走到阴山山脉的顶上，那几天脑子里老是萦绕着这个悲惨的景象。

明居正：那是当然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袁红冰：就在走上阴山山脉之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要做一些事情，于是我向着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此生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这些在暴政下死去人们的灵魂，透过我的创作重新复活，他们美丽高贵而善良的生命，要透过我的作品得到永生。另外一个誓言就是，我要和中共暴政做百年的决战，直到正义得到伸张，直到这些冤屈人们的灵魂能得到安息，直到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

明居正：这就是您写小说的动力了？

袁红冰：对，就是这样我开始创作《自由在落日中》，这本以蒙古人心灵的悲惨经历为背景的著作。

明居正：以您现在看，您认为中共怎么看待蒙古？当时它说这件事情平反了，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没有平反，为什么没有平反呢？这事情整个来龙去脉并没有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内蒙古内人党案里面，有很多人犯错，可是犯错没有被揪出来，没有被惩罚，是不是呢？

袁红冰：首先中共暴政根本就没有资格为蒙古人平反，因为它是一个反人类的罪犯，它必须像萨达姆、像现在的红色高棉一样，受到正义的审判。第二、这次也不是什么过错的问题，对蒙古人的种族灭绝，是一个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直到今天，那些犯下罪的人们仍然没有受到审判，正义仍然没有得到伸张。

明居正：所以就说明这个政权，第一、并没有为过去悔过，它也无意去悔过。第二、如果它能够逃避这些罪责、谴责的话，它要掌控权力，当它继续掌控权力的时候，它会犯同样的错误，或是新型的错误。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看见不断有悲剧出现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袁红冰：中共暴政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中国罪恶的根源，中共所犯下无数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能受到正义的审判，我相信整个人类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一个占人类人口1/5的国度里，那样多的冤魂仍然日夜的悲嚎，人类的良心怎么能得到安宁？

明居正：我现在看见的还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丧生的这些人，除了这些人之外，还看见目前正在中共制度下生活的这些访民、这些维权人士。所以我常讲，中国大陆固然看见经济的一些成长，看见社会的一些变迁，但是我认为这个体制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您所说踩死人的故事，或者是陈宁宁的故事，还有女政治犯的故事，还有刚才讲到对蒙古人施行烤的做法，那在中国历史上叫“炮烙之刑”，那是商纣这种暴虐的君主对人民才会做的事。

一般人犯错，那就犯了，但是这个犯错的人有没有受到追究呢？没有受到追究的话，实际上是在包庇这些人。我不晓得您对这个政权有什么感想，回头去看文化大革命，我知道这是非常痛苦的记忆，那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袁红冰：简单一句话，中共暴政是人类的敌人，中共暴政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明居正：在我看来，不但是这样，它甚至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所以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人不能够好好去结束它的话，我们将来真的是愧对历史。今天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几段故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袁红冰：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