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从来没有穿过新衣。他所穿的衣服，都比我的记忆还要长久。

我也从未见到裁缝师到我家中来送新衣给父亲，虽然裁缝师许德鲁先生是爸爸最要好的朋友。父亲上班所穿的外套，无论是夏天的或是冬天的，好像都能随他的身材变形。我也没研究过什么时候父亲开始穿着它们。我甚至没注意过父亲更换任何衣服，因为当他换上另一件旧衣时，他的外观也显不出任何改变。从前父亲的旧衣比较好的时候，他还可以从旧衣堆中不时穿些新一点的。但当衣服逐渐老残了，领子磨得没毛了，母亲便坐在房间右侧窗前的缝纫桌旁，带上眼镜，开始她的女红。从古老的五斗柜中取出她的针线包，再从针线包中找出各种碎布，有方的，有长条形的，也有剪成三角形的。她便把父亲生了病的衣服放在膝盖上，量大小，再做些计算，决定把哪块布料放在哪个地方。

然后她便细心地缝、连、补、熨。次日一早，父亲穿上修理过的衣服，称赞母亲说：“做得真棒，谁也看不出这里原来有个洞。”

我认为父亲说这话是希望自己相信吧，也许他只想到近视眼的人们。当然我不是裁缝专家，但我能清楚看到补钉的痕迹。为了使故事完整，我可以告诉大家，当爸爸的一件衣服太破，不能再用时，劳心又劳力的母亲便把它改缝给我们──她的儿子们。首选便是我这个学生大哥。我常听到爸爸和妈妈说，这样可以节省不少钱；但我明明知道，尽管他们这样说，节省下来的钱根本不存在。显然那时我不能了解这种事……

有一天晚上父亲的最年长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前面说的裁缝师许德鲁先生，到我家来拜访。许德鲁先生的缝纫术已经艺术化了，他来我家是常有的事；这晚他们先谈政治新闻，再谈社区和社会新闻；然后许德鲁先生突然说：

“我那儿有件可以要的东西，如果阁下肯破费一点点的话。”（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讲话都很老派，互相称呼总是阁下来阁下去的。）“是件外套，是很漂亮的夹克。如果阁下要用，花费不多。是顾乃实先生要我帮他做的，衣料也是他拿来的。但是做好后，他不喜欢衣服的设计，叫我把它卖掉──材料钱他也不要求了。嗯，我只索取我付给工人的工资──六弗洛林就够了。所以阁下不必耽心钱。顾乃实先生的身材和阁下一样，外套当然合身。”

爸爸惊奇地看着许德鲁先生，问道：“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太鲜艳？”

“完全不会。是灰的，完全合阁下的品味！如果阁下要证实，可以叫伊格拿到我家去取外套，玛莉会拿给他。”

爸爸转向我，照他的习惯简短地命令我：“戴上帽子，跑到许德鲁先生的住处去。”

我快跑，十分钟后便回来了，灰色有半白十字花纹的夹克，天鹅绒的领子，黑亮的纽扣。许德鲁先生没说错：夹克很合身。

这时爸爸开始打经济算盘了。他把眉毛向上抬，使额头上布满了皱纹；嘴巴略向后缩。父亲在想，六弗洛林从哪里可以省出来。我看到他内心的交战，也看到他询问的眼光不时扫向妈妈。妈妈似乎很懂得他目光的含意。天啊！十年，也许是十五年，爸爸没穿过新衣了。

虽然母亲不愿说做决定的话，──因为她和父亲一样，知道六弗洛林的价值，──但她愿意间接建议买下这件外套，于是她轻声说：“嗯，用这价钱买这件外套，值得！衣料是纯羊毛细丝织成的。”

秋天近了，父亲确实需要一件暖和的衣服。

“嗯，我就买下阁下的这件外套吧。但是我一定要先说明，目前我没有六弗洛林。 下月初我先付出三弗洛林，再过一个月我再付另外的三弗洛林。”

“我不急。”许德鲁先生说。“阁下可以把外套留在家里，交易完成了。付账的事全照您的意思。”

父亲站起来，穿上外套，在镜子前面转了几圈，又脱下外套，把它细心地挂在架子上。

我确知这晚父亲久久没有入眠，为了这漂亮又不太贵的外套高兴。

次日是星期天。九月末的好天气，蔚蓝的天空；夏天己远，空气里有干爽的气息。
阳光下己不太热，微风习习。这种天气最适合爸爸试穿新外套。

下午我们全家出去散步，慢慢地走出布拉格的城门，直到库克列尼镇{Kukleny)，然后回家。在黄昏前到了家中。因为我们整天都很乖，所以准许我们再到街上去跑跑。不吉利的准许！不吉利的街上！出去一阵以后便遇见了宽尼赤卡，然后又遇到了普若查兹卡。在我数到五十以前，在圣灵教堂的后方，便安排好一项演练。

我从雷哈克的手中接棒担任山羊门街头少年队的总司令，那天我第一次有模有样地站出来。我是掷石头的好手，大家都很羡慕我。一位小弟劝我投掷不要太猛，以免打破东西，我满脸不悦，回答说：“笨驴，我需要你教吗？”

我举起石头，掷向祭坛。石头飞得太高了，我弯下腰去，好像想把石头扯下来，可是没用，一声巨响，在路面跌落厚玻璃的碎片。那个巨大钟形的社区吊挂的油灯连同灯罩一起打碎了。在祭坛的角上还遗留着悬挂吊灯的铁臂。我愣住了。以往类似的投掷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们好像被射击一样拼命地跑。圣灵教堂后面的那块地扫得很干净。在车道转角的地方我把早上祖父给我的硬币塞到弟弟的手里，为了保证他闭嘴。带着沉重的心情我们回到家中。我以为我犯的罪写在我的脸上了，但好像有奇迹似的，父母和姊妹们都没发现。我坐下来拿了一本课本便读，那是一本好久没摸过的课本！

每当走廊上有脚步声时，我的心便跳得很厉害；但每当我深呼吸后，脚步就远离了。但在八点钟左右，忽然听到沉重的皮靴声，一个巨大的身体压得楼梯吱吱作响。脚步在我们家门口停住，然后便是响亮的敲门声，警员雷登走进了厨房。

我的天啊！我真希望掉到地窖里去。让位可怕的人不要说话吧！让他耸立在门槛上吧！但他却直接走进房来。他没看到父亲，便以不满的腔调喊道：“赫曼先生不在家吗？”

在父亲站起来回答以前，我便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听到这位保障公共安全的正义使者问道：“你的两个儿子在家吗？其中哥哥打破了祭坛街角的吊灯！”

母亲怯生生地回答说：“他们两个在家己经很久了，您或许弄错了。”

“事情发生在一小时以前，”警员继续说。“他们在那里互打，又用石头打架，你的大儿子打碎了吊灯……！”

这时父亲伸手抓住我的耳朵，把我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我抖得像白杨树一样，而雷登警员用灰色的眼睛像僵尸一样想把我吞掉。

“我来这里只想问一问，你们是愿意自动赔偿吊灯呢，还是要我向检察官报告呢？”雷登继续说下去，“吊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价值是六弗洛林！”

由于惊恐，父亲的脸色发白。他轻声向雷登回答说：“如果能证明您说的不错，我当然愿意赔偿。只是，雷登先生，请不要对外宣扬这件事！”

爸爸转向小约翰。我的亲弟弟在简短的询问后，枉费我的贿赂，供出了我其实是做那愧煞人的事的主角。

“明天早晨我去见检察官，”父亲有点激动地向警员说。然后警员便踏着皮靴声离开了。

如果我犯了小错，父亲会赏我耳光。然而在更严重的犯行之后，他会长时间用严肃的眼光瞪着我，而那时他的面色苍白。这样的瞪视给我的痛苦比最重的耳光还要多。

雷登走了以后，我低着头站在桌边，等候挨父亲的骂。但是这次他连一个字都没说。只是深深地叹了两三口气，然后站起来缓步走到窗边。他对着昏暗的夜色望了许久，然后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坐下。这晚姊姊没有再读书了，母亲做她的针黹，都没有抬过头，父亲坐在那儿不发一语。然后他脱了衣服，便就寝了。

没人注意我。当我想向父亲说晚安，并吻他的手时，他很快地翻身转向墙壁。然后我走向母亲，她也不让我吻她的手，把她的手从我的手中硬拉回去。这项处罚使我伤心，也使我惭愧。

我和小约翰共用一张小床，我躲在枕头底下哭了。

“你为什么哭？”小约翰在我耳边轻声询问，“谁也没打你呀！……”

第二天父亲下班回家比较迟。他应该是见过检察官了。饭后他穿好衣服，也命令我穿好衣服，然后他打开衣厨，拿出新外套，把它摺好，放在我的胳臂上，然后打手势叫我跟着他走。

我们去拜访许德鲁先生。在走廊上父亲把外套从我的胳臂上拿去，进入许德鲁先生的小工作室。虽然爸爸说我可以回家了，但是我还是躲在走道上，然后翘着脚尖蹭到房间的门边。事情是怎样呢？爸爸打算如何处理那件外套呢？

很快我全知道了。

“许德鲁先生，您别生气，我把外套拿回来了。外套没有弄脏弄坏，什么也不缺。”

“那是为什么？”许德鲁先生惊奇地问，“难道阁下不喜欢它吗？是件漂亮的外套呀！”

“它是件完美的衣服，”爸爸轻声说，“但我需要那六弗洛林作别的用途。”

然后父亲便阐明我所做的伤害，然后又加上这段话：“好在事情没有发生的太晚， 我还能归还这件外套。”

许德鲁先生坚持父亲一定，一定要保留这件外套，不管多迟付钱都可以。但是爸爸不肯让步。

听到爸爸说再见，我便赶快跑开了。我回家的心情比昨天还沉重。父亲的新外套， 本来也是我们全家的欣慰与骄傲，现在没有了。爸爸又是连星期日都要穿他那有多重补钉的旧得不能再旧的旧外套了。

从那天开始社区吊灯变成球形的。它像一个幽灵，经常提醒我多么应该自责。从那天开始我在街上再没掷过一块石头。

我那可怜的父亲直到过世都没再穿过一件新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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