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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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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如是网闻 > 谈古论今 【网文】迷途之死：闻一多其人其事 【大纪元2月13日讯】闻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十五岁考取清华学校（时清华尚为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三年从父母之命回乡下与高素贞结婚，同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艺术学院攻读美术。一九二五年回国后，在教坛一帆风顺，在诗坛名闻遐迩。曾历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等。抗战开始，随清华南迁至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教授。
闻一多先生生长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长成于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变革时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变革期时代精神的激荡之下，正渴求着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为着因袭的传统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于旧思想和旧道德的重压。然而，他非但是一个诗才横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个恪守礼法的世家，因此，诗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较其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为犹烈。反之，因袭的思想和道德重压，对他而言，又一定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为沉重。 这，不但为他勃发诗歌创作的才情，带来了“反荡的效应”；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敛沉坠的厄运。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将赴美留学的那一年，一纸家书，带着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要他与一个从不相识的乡下女孩结为夫妇！他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一万万个不想顺从。但是，这是父母之命，带来的更是千年孝悌传统的重压，就不说父母的养育之恩了。虽然他实在不能甘心从命。 婚后，一回到清华，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他的弟弟家驷，来“歌唱”自己的不幸了。然而，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 婚后返回清华不久，闻一多就赴美国留学去了。彼时，于家国之外，再来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乡间那个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轻妻子，回想自己因不愿、不满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学文化、求知识的心态，说他是最后的反抗也行，已经成为诗人的他，便将去国怀乡之情，掺杂其中，将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应有情份”，和他还不识的爱情，混为一炉，然后便唱起他的“爱情之歌”来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纽约，因对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因为亲自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从来犹如“死水”一样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谢冰心、顾毓秀这些“才华正茂、风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澜”。 两年后，他刚刚回到国内，先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应邀赴青岛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彼时，中文系里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满怀死水中的又一道微澜”，这道微澜又掀起了一道横波，因冲击了他无爱的心房，于是，“出世惊奇”般的爱情诗《奇迹》问世了。只是这爱情的微澜，仅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又只能稍纵即逝。然而，它记下了诗人闻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挣扎与人性的拚搏。他输于爱，却胜于诗。对人性的天平来说，他狂悖的性格，又藉着诗情，奔腾激荡了一次。 他终于将妻子接到了身边，严防住了自己的心。然而，他真的能够防范得住自己的“性情”吗？ 闻一多与他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青年知识份子一样，因运交民国，而相当幸运。因为，中国数千年尊重知识与士人的传统，辛亥前后新时代对于富怀东西两学之青年知识份子的厚爱，初创的民国对于一批有真才实学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后来中学与西学的冲突、结合和发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气、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来“集大成”。盖因民元之后，中国知识界不论是在国事安宁、还是在国事混乱之时，都能够享受到宝贵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就不仅为他们个人成材成器创造了时代条件，亦更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与新艺术的发展，开创了此后不可再遇的优越历史条件。所以，翻开民国创建之后中国的学术文化历史，其灿若星辰的大家和浑然厚重的成就，便实在使我们这些运交“共和国”的后几代学人，深感汗颜和痛苦。 不消说，闻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在新诗界挣得了“现代诗圣”的桂冠，与现代诗仙徐志摩共享过美好的“人间四月天”，而且在教坛上成为一位著名的执鞭之人，从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闻一多一回国，便被聘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可谓少年得意。岁余之后，他又受聘于上海、南京、青岛各地担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已经驰名教坛。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华执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在这十年间，头几年虽然军阀未靖，然而，军阀们也没有难为过他们这样的青年才子。彼时，中国再乱，也不致乱了他们的书房和书案。其后十年，虽于外患内忧频仍，却仍然被后世史家们称为“十年黄金时代”，所以，闻一多们也就在地道的“人间四月天”里，享受到了他们这批知识份子所能够享有的很大自由。 闻一多归国的时代，由于中国教授的薪资几乎与当时美国教授的薪资一样多，所以，闻一多们的生活是优越的和丰足的。闻一多这个诗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显得格外的温馨和潇洒。闻一多归国的时代，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教授们住的小洋房，几乎可以和美国的教授们相比美。所以，闻一多的家才会住得宽敞、明后、优雅，因而，名人们才能常常在他那里聚会。 青岛大学的海边风光，中央大学的首都气派，直到清华大学的“王府故园”，这一切不仅使闻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优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万事皆难如意的祖国，正在艰难中颠踬前行……彼时的闻一多，作为一位从西方归来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对民主与自由的感受上，亦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而他对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领袖们亦有着种种的不满。 但是，在事涉国是大局时，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罗隆基之流，只为一己的“骂而优则仕”而横冲直撞，一副非我其谁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断地有人制造中国分裂，他便鼓吹国家主义；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谓学运，更能够坚持直率的反对立场：“九一八”之后，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非但始终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指斥所谓的学运积极份子，甚至要求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如是，他才会成为“进步学生”攻击的对象，直至谩骂他是“准法西斯主义者”。 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闻以多是爱他的民国的，是拥护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的。所以他大义凛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闻一多仍对“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罗隆基之流正言厉色地指责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中华民国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不仅使我们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巨大的历史劫难，更使得已经遭遇过如许风霜雨剑的少年民国，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礼：刚刚获得了初步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刚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艰难进步的社会，又立即面临着令人痛心的破坏与倒退；刚刚从反叛和平叛的枪声中喘息稍定的苦难人民，顷刻之间又要被推进一场更大的战乱和混乱之中…… 虽然中国国民革命军已经与他们的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与决心，杀敌报国，然而，国家社会所面临的毁坏，却是难以形容和难以估量的：无数的工厂和田野，农舍和民居，被焚毁在战火之中；多少的无辜民众和他们的亲人子弟，被杀害和杀伤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国之大，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安宁的书桌了。若不是国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将千千万万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转移到了大后方，则坍塌的又岂止是闻一多们的象牙之塔？即使是像闻先生这样，代表着民族文化和国家水平的专家学者，也必然会遭遇令人难以想像的命运。而二次大战中许多参战国家──不论是打人的，还是被人打的，所已经披露出来的知识份子的惨痛命运，早已对此作出了明证。 然而，身在山外，则“横看成岭侧成峰”；身在山内，则“远近高低各不同”。许许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达大后方的知识份子，彼时彼刻，又常常会因为一己的优患，而忘记了普通民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的更大苦况，更忘记了几百万国民革命军人时刻都在流淌着的鲜血。 当日寇的枪炮声已经震碎了清华园教室的门窗时，闻一多和清华的师生们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迁了。而当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汉，就要弥漫起大会战的硝烟时，闻一多又随着人流走过了湘、黔、滇三省，来到了昆明，成了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其间，三千里艰难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从未遭遇过的磨难；与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无限担忧与无尽期待，更使他饱尝了国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担负起支持全国抗战重任的西南边陲三省，就更是将一种今非昔比的贫困生活，摊开在这些过购笏“人间四月天”的专家和教授面前。 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国留洋，归国便做教授，已经习惯于洋房暖身、银圆暖手的闻一多们，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和艰难，自然会有别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觉。生养了八个儿女的闻先生，纵使能够在别人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岁月，独能一家团圆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却仍然有一个“愁字了得”。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十分贫苦的。夫妇二人，子女四双，一家十口，靠他那一点战时的薪资，又如何能够维持？他自己刻图章以换取零钱来补贴家用，妻子则常常外出挖野菜来减少伙食的开支。那个时候，既然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在内的教授夫人们，都用自己原来只会翻腾在麻将桌上的纤纤玉手，合制糕点，去拿到商店寄售，那么，在闻一多先生的贫苦生活里面，不也有着另一份为国家为抗战而甘守贫困的尊严吗？ 何况，这是在战争岁月，是在前方的将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着后方的“战争状态”之下。须知道，在那个时候，连本土都并没有参战的美国人民，自然也包括他们的知识份子们，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罗隆基来了，这位多年的朋友，这个曾经骂国民党、骂国民政府、骂蒋介石骂得令他深恶痛绝的同窗，于此时此刻，终于用他那如簧之舌，摇撼了他不平的心境。吴□来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这个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痴人，这个同样不知道妻子要他来“看望”自己老师，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托的书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实，用“红色的桃花源记”打动了他的老师； 他终于在与罗隆基、吴唅和华岗的“谈笑风生”之间，参加了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又秘密地参加了罗隆基们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似乎单凭着他那战时的一身贫穷，就与专门要为穷哥们打天下的共产党拉起手来了。他自然也因为对战争后期政府和执政党的不满，而突然迸发了年轻时“反抗的诗性和人性”。那一腔总是在燃烧、又总是无处燃烧的大火，似乎已经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时刻。此刻的闻一多，只因为已经走过了如许的人生岁月，便连他年轻时代要反叛时的战战兢兢也不复再现，竟要为着那个不仅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为了那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主义，来奉献他这位卓荦不群者的才华和生命了。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发动的“一、二一”反内战和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战况对中共不利，而由中共发动的“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内战胶着，又由中共在“敌人的心脏南京”首先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红五月”学生运动等等，无不为“狠反内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曾为此说道：“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推向前进”。毛泽东为此则更说道：“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份。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 而闻一多们，于当时，既与策划者们一起策划，又与发动者们一起发动，而倚仗着自己学者教授的身份，“冲杀”在中共于“蒋管区”发动“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一线。其时已经身为民盟中央执委并执掌云南支部要职的他，更以所谓“义无反顾”的胆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高举着“反内战要民主”的旗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实为一个普通知识份子和学生民众所望尘莫及。 中共首先于昆明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本已有他的功劳在内。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内战中吃紧，而再度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时，闻一多又曾受命为之嘶叫呐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仆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义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好时机。七月十五日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他誓言“跨出了门，就不再跨回来”的豪言壮语，乃表现了他“愿意以死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他内心里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终于就要冲着“国民党反动派”惊天动地地爆发开来了。然而，命运，却使他于当晚就丧身在两位国军青年军官的枪口之下。 更何况他的死，既为多难的中华民国带来了“崩解”般的震撼，更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舆论，从而为中共打赢这一场内战，起到了早已为中共所估计得到的巨大政治作用。其时，利用闻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国所制作的对国民党的舆论大战，实在较之他们那个正在席卷万里中原的“革命大军”毫不逊色。 那两位枪杀了闻先生的青年军官，遭到了公审，并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本文转自互联网，仅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如果您发现有版权疑问，请及时与我们联络。 (http://www.dajiyuan.com)2/13/2008 1:23:10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8/2/13/n2009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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