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结局：是谁在妥协？
第2天，朱琴芳告诉我胡批金告诉他的话，当地县委书记曾找过胡批金谈话，他告诉批金，说他到北京找了北京正义剑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刘柏江谈话了，刘博士对五峰村不再关心了。可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刘博士并没对我和老郑说起。但是，县委书记来北京我和老郑是知道的。
老郑曾就次事当面问柏江，老郑告诉我，柏江表示沉默。我也当面问过柏江，说：“听浙江方面的农民兄弟说，长兴县委书记找过你，柏江兄，你可不能因为不给农民兄弟办事了，也用不着反过来整农民兄弟啊？！”他却有力地开玩笑似地说：“长兴县委如能掏120万出来，他会考虑。”我不能理解。
第2天，胡批金从杭州打来电话，说他离开村里了，但是公安已进村捉人了。公检法教育等部门全出动了，还有长兴电视台的摄像记者等，兴师动众。我问朱琴芳是怎样想的，她不是对上面自己的老总很有信心吗？我叫他给朱琴芳去电。
过一伙，朱琴芳很惊张地打电话过来了，她说我们能不能过去杭州一趟。我说我们不是政府部门，现在主动权全在对方手里，我们下去没用。现在对方先声夺人，想造成既成事实。唯一可取途径，就是按照宪法、法律进行坚决地斗争。
可是，那些村里的积极分子被抓了，现在搞签名授权书也来不及了。事实确实如此。怎么办？我忍不住说了朱琴芳，当初叫她准备公民代理法律文书，她听从领导意志，想看看国务院的处理结果，不能两手准备。后来，听说要抓人，就懵懂了，更不赶紧签民准备公民代理法律文书。
有时，我话到嘴边，但忌讳不说了，以为自己急于来搞公民代理出这个风头。毕竟五峰村的农民兄弟最听她的主意。而她作为一个独挡一面的法律工作者，应该在听说抓人的当天晚上，组织民众完成签名授权书。也许她害怕了。
捉人的当天下午，我和郑一剑正接待另一个农民代表，胡批金打来电话，说村里已经抓了20几个人了，甚至连一家几口全不放过，连99岁的老太太都被抓走了。我们听了确实非常愤怒。怎么办？郑一剑说他给中央政法委去封信。
第2天，胡批金又来电话，说长兴县城路口、车站到处设防，有大量便衣在游荡，连杭州也是这样了，我听了又是一大惊讶。可见地方指鹿为马是非颠倒到了什么程度？公检法就是行政长官的私人工具。我叫他赶紧离开杭州，打辆车走。把所有资料寄到北京再定夺。
不久，朱琴芳又来电话，说胡批金想到北京来，我说，那就别像上次那样住宾馆，我给他在海淀区租房才几百元一月。我开始感觉担子很沉重，因为一个受追踪、被迫逃亡的人想战胜有着一放诸侯为后盾的当地政府，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当天下午我就去给他找房了。
晚上，朱琴芳打来电话说，公安也要来抓她，她和他丈夫准备外出躲避。哎！我仰天长叹。到现在这种局面，我是有责任。我作为总协调人，在北大宪法学博士刘柏江和农民兄弟之间没有协调好关系，不然，召开一次有国内40家媒体和国外60家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他地方政府能不还给农民受侵害的利益吗？
刘柏江说出每户掏500元的费用是在和胡批金等农民兄弟的饭桌上说出的，我当时根本来不及阻止，但我马上就驳斥他的言论，让他要考虑农民兄弟的心理承受能力，要真心实意给办事，到时缺少资金，农民兄弟会理解接补的。
可是，当批金将刘博士的话转给其他农民时，问题就马上变了。结果就是大家知道的，刘博士自己订机票回了北京。
我对这个曾经参与罢免福安市委书记的北大著名的刘博士地反复无常很是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经历丰富的博士，一个不缺乏正义感的异议人士，在这么简单的问题背后，要说出这样的话，作出这样伤害整个事件的行动，事先也不商量。难道他背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是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说话，就全盘推翻了我这次所有的努力。我不得不深思这次维权失败背后的真正因素。但也许永远也没有可以证实的结果。
这以后的每天，我每天给朱琴芳打电话，我担心他们的安危。一天，朱琴芳告诉胡批金告诉他的话。总是要到凌晨一点或两点才能接电话。她说她为牵连她丈夫而内疚。我能理解。后来怎么打电话都没人接了。到后来，打手机明明通了也不接了。过了几天，中央电视台就播放浙江省在征地征用土地上，如何作得好，没有一点民愤，地方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了合理补偿，并且，在机制上有很大创新，在全国作出了榜样。什么用部分补偿款给农民办理社会保险、落实再就业等。还有公安部长周永康隔日就去了浙江，要求地方放人。
再过几天，赵岩打来电话，说于建嵘给他去了电话，说朱琴芳给于建嵘一封信，把宪法学博士臭骂了一通，把我狠骂了一通等。
我又是莫名地惊讶了！我想，是朱支使农民兄弟放弃了法律抗争后，又选择了向于建嵘青天，这个总书记的智囊紧密靠拢了。至于，是不是她真心愿意这样做的，还是违心的，同样，也许永远也没有可以证实的结果。而我化名钟灌干去维权，只能濛濛自己了。谨以此文献给有民间背景走维权之路的同仁们，向浙江湖州市长兴县那无助的农民兄弟们致以深深地歉意。
（本文刘柏江、郑一剑皆为他们工作使用的真实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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