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30日讯】(启事﹕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有奖征文活动已正式展开﹐欢迎各界踊跃投稿﹐详情请浏览www.89-64.org。)
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吵起来﹕我们也要行动起来——我们也要走上街头声援北京的学胞——说吧﹐我们怎么干——
陈文突然感觉到一股神圣的伟大使命让自己全身血液沸腾。在众人的建议下﹐决定明天上午八点整﹐号召全体师生到学校大操场集合﹐八点半集合完毕﹐向市内进发。延安大学将组织一次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和平示威运动。
为了组织好这次游行﹐当时的会议做了分工。有人自告奋勇要组建一支纠察队﹐确保明天的游行秩序﹔有人自愿参加临时成立的协调小组﹐还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宣传组负责拟定明天需要的宣传口号和标语。为了与“文革”相区别﹐在陈文的倡议下﹐不允许有任何涉及人身攻击和漫骂发泄的内容出现。会议出奇的顺利。散会后﹐要求各班的班长与团支书回去组织各自的班﹐务必能使每个人都参加明天的大游行。会议将明天发生的事件定为“五‥一五大行动”。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如果明天谁要是不能走上街头﹐那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懦夫﹐一个真正的没出息者。每一个人都将为自己亲自参加这次运动而光荣。
当所有的人都散去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陈文独自一个人走出校门﹐向隔壁的杨家岭走去。这里曾是三﹑四十年代共产党的中央办公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心脏。陈文沿着中共中央办公厅旁边的石阶而上﹐来到了毛泽东所住窑洞前面的院子里﹐坐在石椅上﹐抽了一支烟﹐透过吐出的朦胧烟雾﹐陈文似乎从黑夜身上发现了一丝明亮。这时﹐一阵微风吹过﹐身边的松林发出呜呜的响动﹐陈文感受到了当年曾经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气氛﹕激情而又紧张﹐崇高而责任重大。
五月十五早上八点﹐身着一套深蓝色中山服的陈文早早就被一帮人拥上大操场的主席台。各班的班长与团支书陆续将他们班的学生集合起来﹐向大操场上靠拢。用各式各样的床单做成的旗帜与横幅渐渐地将操场汇成标语的海洋。
整个游行队伍出人意料地整齐肃穆﹐一种文明而又高尚的和平运动出现在众人面前﹐仿彿告诉老区人民﹐农民暴动式的作法已经成为历史。
校方发现﹐地处偏僻的延安大学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颇为体面的更加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去了。学生们所诉求的问题是当时人所共愤的“官倒与腐败”﹐但在当时“脑体倒挂”而且面临着被官僚体制边缘化了的大学教师们看来﹐这是一场涉及自身生存权益的运动﹐本该由他们率先起来﹐如今﹐他们的学生这样做了﹔于是﹐他们义不容辞地加入了游行队伍中。这些人中包括当时的大部分学校领导﹐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负责“看护”学生。
陈文利用某校领导偷偷提供的小喇叭向台下集合整齐的全体师生讲了话。他说﹕
我们今天上街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代表延安老区人民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我们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北京学生们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诉求是包括老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我们仍然记的﹐四十多年前﹐当延安人民从这里恋恋不舍地送走共产党时﹐共产党亲口答应说他们将永远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绝不官僚﹐也绝不会腐败变质。今天﹐我们有责任提醒老区人民仍然热爱着的共产党兑现他们的承诺——
陈文的讲话受到了台上台下的认同。掌声雷动。接着﹐陈文又宣读了纠察队拟好的游行线路和游行纪律。随后﹐在纠察队的带领下﹐游行队伍整齐有序地出了校门﹐走出杨家岭。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从延河两岸的山沟里走出来观望﹐他们满面泪水﹐说自从共产党走了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这种动人的场面﹗
游行队伍所过之处﹐机关场矿人员纷涌而出﹐夹道欢迎。虽然他们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但是﹐那必竟是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很遥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延安人民似乎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身边也有“爱国者”﹐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平时不起眼的延大学生为了公共利益毅然站出来时﹐许多人为此激动的热泪盈眶。大街两旁鞭炮阵阵。
许多市民要求加入游行队伍中来﹐却被纠察队伍拦住。因为按照事先制定的纪律﹐为了免于失控﹐不准社会人士挤入学生队伍中。于是﹐市民们急了﹐他们找到陈文﹐要求给他们一个表达心声的机会。最后﹐有市民提议﹐为了慰劳学生们﹐他们可以做些捐助工作。这提醒了陈文。陈文随即安排一直活跃在自己身边的一位叫翟民的学生去找几个募捐箱﹐沿街进行募捐活动。
游行队伍以班为组﹐每班都有自己的领队﹐都是那些嗓门好的学生﹐他们率领同学呼喊由宣传组拟定的口号。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伏。但是﹐陈文发现也有例外﹐那就是有一组由上了年纪的老教师组成的队伍﹐他们除了喊“反官倒反腐败”之外﹐另外还喊“毛主席万岁”。纠察队问﹐要不要制止。陈文说﹐这也是一种声音嘛﹐干么要制止﹖
当时的延安在行政上仍属陕西省派驻的地区行政公署。当游行队伍来到地委行署衙门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见衙门的大铁栏门紧锁﹐门内有全副武装的武警把守。这激怒了学生。游行队伍不愿再往前走了﹐非要进入行署院内不可。在游行的计划路线中﹐本来没有这样的安排。纠察队请示陈文﹐有的学生也找到陈文﹐说我们本来是和平游行﹐我们的主张和官方宣传的“反官倒反腐败”一样﹐因此﹐地方官员理当接见我们才对﹔为什么他们荷枪实弹把我们当作敌人﹖难道这些官僚们不想反“官倒”吗﹖难道他们不愿意人民反腐败吗﹖不行﹐今天﹐非要让行署专员和地委书记讲清楚不可。
后面的同学一呼百应。都说﹕对﹐必须要让他们讲清楚。
后面的队伍陆续赶了上来。门口的人越集越多。陈文觉得同学们说得有道理﹐实际上﹐他自己也觉得再和平的游行﹐也是一种对当局的示威﹐如果将游行示威变为一种躲避当局﹐那么﹐所谓的示威也就成为自说自话的笑料。显然﹐陈文无意做出这样可笑的事情。于是﹐他将胳膊一挥﹐只见人潮向前涌动﹐轰一声﹐铁栏门倒地。武警战士们正在用对讲机和上级联系﹐大概还未接到指示﹐就见学生如潮水般涌入﹔于是﹐他们便迅速撤往行署的办公大楼内去了。
诺大的院内广场留给了学生。广场角落里放着几部旧汽车。据说﹐里面的领导们早已将好一点的汽车全部转移﹐只留下一些不值钱的破车﹐等待着学生打砸或烧毁﹐以便为武警镇压学生制造借口。这是当局借鉴“四‥二三”西安新城广场焚车事件后做出的“聪明政策”。这是事后才知道的﹐而当初那些一心为公的善良学生哪里知道这等阴谋。
进院后﹐纠察队迅速地将队伍整合起来。官僚们期待的“打砸抢”现象并未出现。学生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延安最高行政当局出来宣示自己同意学生的诉求。但是﹐没人站出来。后来是楼内的下级官员悄悄透露﹐地委书记白恩培不在楼内﹐但行署专员帝靠山就在楼内﹐你们要找就找他。这一下﹐学生们有了目标了﹐便异口同声的高呼着﹕帝靠山——出来——﹐帝靠山——你是人民的专员——你怕什么﹖
帝专员终于被学生们呼出来了。他的两旁簇拥着一大帮副专员副书记和各大部门的秘书以壮声势。帝专员要见学生代表。于是﹐陈文走近前。陈文首先面向同学们说﹕这不是“文革”﹐我们也不是来批斗帝靠山专员的﹔只是想﹐既然当局一直宣称他们是站在广大群众一边﹐今天﹐代表了民意的学生走到你的门前﹐你不能不有所表示。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学生们雷声般地呼应道﹕帝靠山﹐“官倒腐败”你反还是不反——
帝靠山的脸被憋成酱紫色。陈文弄不明白﹐为什么“文革”刚刚过去不到十来年﹐新上台的官僚接受人民的质询时﹐竟至于如此受伤﹐以致被气成这个样子﹖这种心态将会酝酿出多么可怕的未来呀﹗
正当陈文胡思乱想时﹐帝靠山马上找到了感觉。他清了清嗓门﹕同学们的心情嘛——我自然是理解的——我们共产党一直是坚持不懈地﹑旗帜鲜明地反官倒﹑反腐败的——
帝靠山的官腔显然不能令学生们满意。有的学生大喊﹕我们不想听你讲的废话﹐我们要你拿出实际行动来给我们看。
然而﹐如何才算实际行动。双方不能达成共识。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有同学从人群中递上来一把长长的扫帚﹐扫帚的秃头被白色的枕巾包裹﹐一面写着“打倒官倒”﹐一面写着“扫帚腐败”。同学们一致要求帝靠山挥舞着这把扫帚喊两句口号就算行动了。也许帝靠山觉得这个规定动作比较容易完成。他便当即接过扫帚一挥﹐正要喊口号时﹐突然﹐被他身边的一位秘书长抢过扫帚﹐并在边上耳语了几句。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帝靠山放下脸来﹐死活再不肯按学生的要求去做。以帝靠山为首的官方与以陈文为首的学生成僵持之势。
学生们包围了帝靠山及其随从人员﹐从中午僵持到下午三点左右。其间﹐不停地有人站在帝靠山前面﹐面向广大同学演讲﹔略有些肥胖的帝专员像一堵无事可干的肉墙﹐成为演讲者的一道灰色背景。
三点半以后﹐延安大学的校长带着大批公共汽车出现在现场﹐声泪俱下地央求学生们撤回学校。他说他愿意负责将大家接回去﹐还说食堂的饭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快回去吃饭吧。这时﹐被学生围起来不让走的帝靠山宁死也不再愿意和学生一起喊两句“打倒官僚扫帚腐败”﹐结果﹐他自己也撑不住了﹐热晕倒地。旁边的一位官员这才告诉陈文﹐帝专员有严重的糖尿病﹐刚刚动完手术出医院﹐你们这样对待帝专员﹐不是“文革”又是什么﹖陈文一听﹐良心一动﹐要求同学们闪开一条路放帝靠山出去。同学们正在犹豫之间﹐包围圈变得有些松散﹐门口后面的武警见有机可乘﹐一涌冲进来﹐将帝靠山抢救出去。
帝靠山走后﹐许多同学觉得未达到目的﹐不肯善罢甘休。同学们有了争议。撤﹖还是不撤﹖这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午后的天气又热又干燥﹐同学们也又饿又累﹐再加之校长在旁边以食物引诱﹐大部分同学虽然不满意这样的结局﹐但也无心恋战。看到这种情况﹐陈文一声令下﹕撤——
下午饭过后﹐约五点多钟﹐翟民引着一帮同学﹐抱着用红纸包裹起来的纸箱子﹐放在陈文的面前﹐说这些都是募捐来的钱﹐你看怎么办﹖陈文愣住了﹐大约五个箱子﹐钱可不少呢。问一共有多少﹖翟民回答﹕还未清点﹐你看该怎么个清点法﹐这里面都是碎钱﹐需要有品行端正细心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
陈文叫了几个同学清点钞票。那些募捐工作者则向大家讲述着捐献者的感人场面。比如﹐的士司机将自己这一天挣的钱全部投入箱里﹐老爷爷老奶奶将自己出来准备买菜的钱捐了出来﹐小学生将自己买零食的钱放进来了﹐还有老红军将自己的那点可怜的津贴拿出来了——其中一句话让陈文听了感到沉重﹐他们说有位老红军从里三层外三层的破布里解出那些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旧钞票时﹐含着泪说﹕孩子们﹐如果可能的话﹐这些钱作为你们代表延安老红军去北京的盘缠。
清点后﹐一共募捐了四千八百七十一元六角八分。
五月十六日﹐师生们都在观望﹐不知该不该上课。
早上九点﹐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各班的班干部和团支书又一次齐聚。陈文自动出来主持会议﹐对当前的时局与形势以及我们的任务做了一番分析。事实上﹐陈文自己很清楚﹐关于北京方面的资讯﹐他并不比下面的任何同学掌握得更多。昨天晚上大家走后﹐他才急忙去一位老师家透过电视了解了一下有关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实况传播﹐为自己今天筹建学生自治会做了必要的准备﹐仅此而已。据陈文所知﹐当时的延大学生没有几个人知道在北京已经赫赫有名的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运的领导人。大家纯粹出于一种良知和道义﹐主动地干着自己该干的事情。
陈文演讲完毕﹐在张义与另一位组织者王兴的主持下﹐开始进入了选举自治会成员的程序。陈文被选中成为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外两位是张义和王兴。主席团下辖宣传﹑组织﹑财务﹑纠察﹑外联﹑后勤。陈文发现﹐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天然的政治组织才能。
为了弥补“五‥一五”的缺憾﹐会议决定于五月十八日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这次将发动陕北其它几所中等以上的学校和医学院一起上街。与“五‥一五”不同的是﹐这是刚刚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组织的第一次行动﹐再加上有了四千多元的经费﹐所以﹐筹备活动也显得非同一般。
学生自治会成立以后﹐立即开始运作。显然﹐陈文不想“辜负众望”﹐他义不容辞地与自治会其他成员一起承担起陕北学潮的命运。他拟定了自治会的活动宗旨和纲领﹐还根据上次的经验制定了工作议程和相关的纪律﹐比如严禁暴力事件﹐严禁张贴含有人身攻击的标语口号以及大字报﹔除此之外﹐延大实行言论自由。
自治会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无限斯罢课﹐直至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到此为止﹐延安大学的学生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天安门广场的命运栓在了一起。
在学生自治会的第一号布告旁边﹐立刻出现了另一张回应性大字报﹐是延安大学教师的联合声明。教师们说他们无条件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他们将实行罢教。据说﹐发起这份声明的是延大上一届优秀青年教师宋剑。
自治会通过自己的外联部﹐向陕北所有的中等专业以上的学校派驻工作队﹐去帮助兄弟院校组建自己的学生自治会。整个陕北被烧起来了。
为了搜集更多有关北京的资讯﹐自治会专门组织人员接听收音机﹐尤其的美国之音﹐英国BBC﹐学外语的学生第一次将自己所学派上了用场。
学生自治会每天晚上召开资讯通报会和大型演讲会。陈文到处搜罗有演讲才能的人﹐他找到了卜林﹑何迪﹑苏维﹑杜兴﹑崔青等一群慷慨激昂之辈﹐还找到了马容﹑宋剑﹑吕关﹑吉光等一批优秀青年讲师﹔另外﹐他还找到如民革延安主委高长天等一批教授。
由于缺乏对北京方面的了解﹐他们的演讲基本都是有关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以及有关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内容。“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响彻校园。延安社会各界也都参与进来。许多人第一次知道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棱的契约论﹐知道“政府”原来是每个公民出于公共需要而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契约方式让渡出来后的产物﹐当这样一个政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要或者它只为少数人谋利时﹐任何公民都有权因为政府违约而收回自己已经让渡出去的权利。显然﹐这种契约式国家论比起教材上所讲的暴力机器的国家论更人道也更贴进民主理念。
五月十八日那天﹐延安市举行上万学生的大游行﹐并在市中心的体育广场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为主题的演讲大会。延安市几乎万人空巷﹐围观和倾听的市民达八万人之多。
延安市是“西安——包头”310国道的中枢﹐每天往来车辆繁忙﹔经过司机的同意﹐所有路过延安的车辆都被张贴上学生声援北京学生和宣扬民主理念的标语﹐这些车走向陕北的各个角落﹔也因此﹐作为一个穷乡僻壤﹐陕北成为八九年学潮最普及的地区。
在市民的一片赞誉声中﹐延安大学的学生游行完后体面的回校。较上次的狼狈相﹐这次在感觉上表现的好多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完美的活动。
这次活动﹐学生自治会又募得六千多元人民币。
五月十九日晚﹐李鹏政府突然宣布戒严。
五月二十日早晨﹐延大校长委员会紧急召见自治会主席团的三位主席﹐严厉斥责学生自治会为非法组织﹐要求迅速解散。王兴见势不妙﹐同意退出。众领导盯着陈文张义二人。陈文问﹕谁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你们都算是老师﹐请教你们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那也需要批准﹐你们的自治会谁批准啦﹖”校长质问。
陈文与张义忽然沉默起来。几位领导开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这样下去会出乱子的﹐若是出了乱子﹐谁来负责﹖等等。然而﹐任凭领导苦口婆心﹐他俩就是不开口。一位副校长急了﹐你倒是说话呀。只见陈文拿了笔在一张折好的纸条上写字﹐然后﹐那纸条贴在嘴上﹐纸条上道﹕“报告领导﹐我想说话﹐为了免于说出非法话语﹐请批准”。此举弄得几位领导哭笑不得。
谈判破裂后﹐陈文与张义来到自治会办公室﹐发现大家正在争吵。原来﹐历史系的学生为了抗议政府的戒严令﹐也要学天安门广场的榜样﹐去延安著名风景区宝塔山上绝食静坐。这回轮陈文和张义哭笑不得了。任凭他俩如何做工作﹐历史系的学生就是不同意﹐坚持要上山绝食﹐并且将头上绑的“壮士带”也准备好了﹐那上面似乎用血迹写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标语。陈文问﹕那万一真的得不到目的﹐又怎么办呢﹖
“那我就爬上塔顶往下跳。”其中一位学生慷慨地说。
这话可将陈文与张义吓坏了。他俩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狂热的想法呢﹖陈文见无法阻挠他们上宝塔山﹐突然有了主意﹐说﹕不如这样吧﹐你们想上山绝食﹐无非是想要引起媒体和政府的注意﹐以逼迫政府解除戒严令﹔我看﹐要达成这样的目的﹐上宝塔山恐怕还不是最佳办法。
历史系众同学问﹕“如何才是最佳办法﹖”
“到天安门广场去。”
坚持上山绝食的学生觉得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于是﹐一场有关“上山运动”的危机被化解了。
经过自治会全体成员的表决﹐通过了去北京的决议﹐并且决定由陈文亲自带队。
自治会还从剩下的七千元经费中拨出四千元作为盘缠﹐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挑出三十名精壮男女﹐组成一支北京声援团。另外﹐学生自治会还拿出一千元人民币组织了一支北上榆林宣传团和一支民主下乡启蒙队﹐这两支团队由张义负责领导﹐意图将民主的理念传播给陕北的老百姓。学生自治会剩下来的唯一使命是维护罢课现状﹐作为对外派各团的后援支持。
陈文决定先率北京声援团到西安﹐准备与西安的大学生们一道去北京。临行前﹐鉴于许多学生反映管理财务的翟民有私吃募捐款的嫌疑﹐他一怒之下﹐大骂翟民狼心狗肺﹐说我们在理直气壮地反腐败﹐想不到你自己先烂起来了。于是﹐陈文毫不犹豫地将剩余的二千元经费及其账务收回﹐交给另一个同学管理﹐并剥夺了翟民在自治会的所有权力。然而﹐陈文为了保护学生自治会的清名和威信﹐未通过“合法程序”公开地处理这样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种 “独裁主义” 的做法成为学生自治会后来矛盾斗争的导火索。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述。
然而﹐另外一件事不能不述。陈文临走前﹐就当前的时局与未来学运的发展结局咨询了各方人士﹐大家共同的想法是中共及其政府绝不会镇压学生。一方面﹐除了未开化的非洲部落国家以及五十年前的反人民政府外﹐文明社会已经很少采取如此愚蠢﹑野蛮而残暴的方式镇压和平群众了﹐何况你们是学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置自己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以及四十年苦心经营的合法统治性而不顾﹐捍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除非它疯狂或被极疯狂的人所利用﹐不惜以牺牲一国一党的利益来捍卫个人的既得权益。人们还分析道﹕如果说五十年代的镇压右派以及六十年代的“文革”有严酷的国际环境和狂热的民族集体信仰解释其合理性﹔那么﹐这一次﹐与人民为敌的政府将再也没有正当理由为其辩解了。结论是﹕政府不可能让自己堕落到五十年前与蒋介石集团一样野蛮而愚蠢的水平﹐因此﹐暴力镇压学生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学生最多挨些高压水笼头或催泪瓦斯之类的驱袭而已。陈文记得﹐有的聪明人士还建议他去北京时多带一些毛巾﹐以备不时之用﹔有条件时务必备好防气面罩。
于是﹐五月二十一日上午﹐陈文租了一辆大客车﹐车棚上插了一面写有“声援北京”的绸缎红旗﹐浩浩荡荡地向西安进发。沿途一路旗帜飞扬﹐雄歌嘹亮﹐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慨。
过了金锁关﹐陈文回头看见一缕黄尘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陕北的山河大地目送着“延安大学北京声援团”的远离﹐就像它无数次地目送无定河和延河的涓涓细流融入黄河﹐汇入大海一样。
到了西安以后﹐发现这里该去北京的学生早已走了。陈文只好独自率团上京。五月二十三日﹐陈文一行乘坐汽车向郑州方向进发。
二十五日中午﹐天正下着小雨。他们来到郑州﹐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饭馆﹐一人一碗面条。经过二天二夜的颠簸﹐他们都已精疲力竭﹑既乏又饿﹔所以﹐大家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未吃饱的男同学﹐只好向饭馆讨要些面汤填肚。等到大家都吃完﹐陈文现场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告诉大家﹕自治会将募捐的钱拨了四千元﹐现在已经花了不少﹐由于人多﹐能不能上火车还是问题﹐到北京的生活恐怕很艰苦﹔如果有人愿意返校﹐可给些路费回去。陈文说完话﹐扫了一遍大家伙﹐发现有三女二男举手要求返回。陈文发给每人五十元﹐让他们自己买票返校。这样﹐一行队伍只剩二十五人。
杨红说﹕“我去买站台票。”
陈文说﹕“你不能去﹐据说﹐售票员不向学生模样的人出售站台票。”
“那怎么办﹖”
“得找人代买﹐而且每次不能买得太多——”陈文一边说一边往人群外面瞧﹐突然﹐他发现了票贩子﹐急忙跑过去。那票贩子上下打量了陈文一行﹐狐疑道﹕你们真是大学生﹖
陈文忙将学生证掏出﹐让票贩子看。票贩子也没细看﹐说﹕好﹐爷们不挣你们的手续费﹐这站台票我给你买。说着﹐那票贩子找到其他几个伙计一起买票去了。不一会儿﹐票贩子从人群中挤出来﹐把站台票交给陈文﹐说﹕伙计﹐祝你们一路顺风﹐革命成功。
谢谢﹐非常感谢。陈文忙向票贩子抱拳道谢。
“谢啥子﹐你们是好汉﹐我支持你们”票贩子竖起大姆指﹐咧着嘴笑﹐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只剩下十分钟。陈文一边给众同学发票﹐一边哟喊道﹕快﹐进站﹐要分开来走﹐进站台后集合﹔要少一点学生气﹐多一些乡巴佬模样。
陈文一行很顺利地通过了检票口。他们终于集合在一起﹐陈文清点人数﹐一个不少。几位催着﹕赶紧﹐要开车了﹗
此时﹐雨停。陈文背着行李包﹐就近瞅准一节车箱﹐大吼一声﹕冲——
陈文率先抢入车门﹐后面几名男同学拥着女同学立即跟上。门口的列车服务员急喊﹕票呢﹖你们没票不能上车——
列车员边喊边拉住了正在往上爬的杨红。杨红竭力挣扎﹐未果﹐便向列车员一口咬下去﹐那列车员一疼﹐大叫一声﹐顺手一巴掌将杨红打翻在地﹐杨红本能地哇一声嚎淘大哭﹐未上车的男同学见状﹐一涌冲上去﹐将列车员按倒在地。列车员扯着嗓子呼救﹕来人啊﹐快来人——这几天﹐为严格控制大学生上站台﹐接上级的指示﹐车站布置了更多的警察巡逻。这些巡警一听这边喊声一片﹐闻风赶来。这时﹐哭声﹑喊声﹑打闹声以及正要启动的汽笛长鸣声混杂在一起﹐一片混乱。
已上车的陈文向后一瞧﹐发现只上来几位男同学﹐急奔出车门﹐正看见一位警察挥舞着警棍劈头向还在哭着的杨红砸下﹐陈文一急﹐大喊﹕杨红﹐当心——
杨红一闪﹐警棍已重重地落在自己的肩膀上﹐顿觉一股电流像锥子一样刺向心脏。杨红尖叫一声﹐倒在地上。其他几位同学也同时被制服﹐按倒在地﹐双手背扣﹐警察正欲上铐。
陈文急中生智﹐猛地撕开行李包﹐扯出一块红绸布﹐跳下车﹐手臂一挥﹐唰地一声﹐将那绸缎布展开﹐一面红旗迎风飘扬﹐上面写着“声援北京”。
陈文复又爬上车箱﹐将红旗往半空一举﹐高呼﹕打倒官僚﹐扫帚腐败﹐大学生万岁——
已上车的同学和未上车的同学迅速扶起倒地的杨红﹐聚集在陈文的旗帜下面﹐接着陈文的口号﹕打倒官僚﹐扫帚腐败﹐大学生万岁——
从南宁上来的这列火车﹐已是超载。内中不少人正是去北京的无票大学生﹐他们先还以为下边打架﹐便争着看热闹。突然﹐见一面红旗在站台上飘荡﹐随后又听到口号声﹐一位大学生大喊﹕不好了﹐警察在镇压学生﹐同学们﹐冲——他便当一声打开窗门﹐跳将下去。其他同学见状﹐如愤怒的黄蜂﹐争相涌出车外。车门挤不出去的﹐便走窗口。只见所有车窗的窗口洞开﹐每个窗口如炮口一样﹐一颗颗炮弹呼啸而出。
对面站台上来一列火车﹐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正打算在这里换乘去往北京的火车。未等列车停稳﹐看到这边口号声一片﹐特别是那面写着“声援北京”的红旗﹐众学生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跳出火车﹐有的学生因车门未来得及开﹐便从卫生间拉出硬器﹐哗一声将车窗揪开。于是﹐不到片刻功夫﹐吼喊声震天动地的学生普天盖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已开动的火车被迫停住﹐整个站台包括火车轨道都站满了人。各地的学生将自制的旗帜拿将出来。许多旗子也是用自己的床单临时做成﹐贴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有的像美国的星条旗﹐有的像古战场的图腾﹐有的床单由于受污水所浸﹐看起来更像一幅地图﹐上面却写着大大的“良心”二字。
爬在车箱半空举着红旗的陈文一看﹐黑压压一片﹐到处是声援自己的同学﹔顿时﹐一种伟大的力量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的泪水夺目而出。这时﹐杨红从昏迷中醒来﹐陈文伸出一只手拉住杨红﹐随即高呼﹕警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不打学生——
陈文这么一喊﹐将所有站台上的口号统一起来。站台上的学生齐吼﹕警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不打学生——
那吼声响彻云霄。
正在抓捕学生的警察和列车员突然看见人群乌云般从四面八方压来﹐惊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警察随机应变﹕同学们﹐误会﹐误会——然后﹐示意同事赶紧放人﹐几个被警棍击倒在地的学生又被警察亲自扶起﹐然后﹐在“子弟兵不打学生”的口号声中迅速溜出人群。
陈文已成为天然的指挥者。他喊道﹕同学们﹐让我们统一行动﹐要求郑州铁路当局开车送我们去声援北京﹐你们说好不好﹖
“好——”
人群高呼﹐群情激昂。
“现在﹐请大家齐唱国际歌﹐让我们用歌声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良知。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此时﹐郑州火车站幕云低垂﹐悲壮的歌声在站台的上空与各式各样的旗帜一起回荡。所有的乘客都走下车﹐走进学生队伍﹐加入到这歌声中来。一些列车员﹐一些警察﹐一些闻讯赶来看热闹的市民﹐他们从边上走过来﹐走进学生中。每个人都唱着那充满悲情的国际歌﹐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湿润的。
杨红感觉肩膀隐隐作痛﹐她靠在一位同学的身上﹐一只手拉着陈文的手﹐另一只手拉着其他同学的手﹐每位同学都自动地拉住身边同学的手﹐所有加入进来的人都手牵着手。
牵着手——
杨红满眼含泪﹐她抬起头﹐看着那鲜红鲜红的旗帜在潮湿的西风吹拂下﹐冽冽作响﹐愈展愈大﹐弥漫成整个天空。（完）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