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只要宣传、不要新闻害人害已

【大纪元12月6日讯】我的家乡，陕北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大爆炸夺走了近两百个鲜活的生命，沈痛和悲哀是窒息般的。尽管有许多人说，面对矿难事故夺人性命的消息已变得麻木啦。“死者长已唉！”那些爲了自己及自己亲人的生存，长年牛马般冒著现实的生命危险在地下几百米深处劳作的同胞走啦，留给他们亲人的是人世间最沈重的、终生不能摆脱的悲情、痛苦。在当今这种特殊社会情势下，在不断发生的悲情面前，不麻木者又能有何作爲呢？但无论如何要有不麻木者，更要有有所作爲的不麻木者，诸如那些亲临灾难现场指挥善后工作的官员及主流媒体，他们是清醒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不麻木且异常的清醒，才能在灾难已实在发生且已实在不得不报道的情况下，制造出对地方首长是如何亲临现场展示执政力（尤其是提高后的执政能力）予巨细无遗地报道。死人后的地方党政首长是如何亲临事故现场调兵遣将、周密按排，如何冒著严寒或酷热，忘我地在事故现场作指示，这都成了一起起令人悚然的事故后的铁定规律。

由于这几年令人悚然的灾难性事故频频，故而报道官员在事故后的展示善后处理的执政能力的“精品新闻”更是不绝于耳目。一次次灾难性的事故中，必要有多次对死人事故所在地的地方党政首长在人死后的善后问题处理方面表现出的负责精神及能力进行报道，时间一长，让人感觉到，中国地方的党政首长个个都是人死亡后的善后问题处理专家。

无疑，从制作者的角度看，这样制作是有相当正面意义的，当然可以树地方首长“立党爲公，执政爲民的良好（非系恶劣）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这让人想起，在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灾难“文革”中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时期的媒体表现，共同的是念念不忘“正面”报道。中国的媒体发掘并无限放大“正面价值”的能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存在，即便是死了人以后，有些甚至就是由于地方党政首长的无知、无耻、无道而致人死亡的事件中，媒体都能超文明社会想像地“发掘” 出这些平时让公民憎恶不已的地方官员的“正面形象”，中国媒体这种超文明人类的本领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个世界上至今未发现有无因之果。中国媒体这种超文明人类的本领也是得益于长期由被他们念念不忘的官家精心培育之功。

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几乎成了扭曲存在的大容器，扭曲的权力授予机制、扭曲的司法现状、权者扭曲的跋扈及张狂不羁，几十年毫无进展的扭曲的新闻发展观现状，扭曲导致的结果是变态，即新闻媒体价值张扬的公然变态及新闻从业人员价值认识变态，变态的结果，导致了报纸及报人变态的认识价值。

每天打开报纸、电视，甚至是举目即会看到令你不可思议的现象，去年冬季的一天，我早晨驾车送上小学的小女赴学校，街旁的一条醒目标语引发了这个十岁孩子的讥讽，标语曰：“冬季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孩子的原话是“老爸，这些写标语的人是大猪头呀，冬季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那秋季、夏季、春季怎麽办，这些人大脑有病吧”。可惜一个小孩子能发现的病态，这可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往脸上贴金之举。

前年在渖阳一个宾馆无意中看了一段报道（央视新闻联播我被迫已三年不看了），报道了北京地铁公司实践“三个代表”的“感人”事迹（记者显然在被感动之列），说地铁建成并运营了近四十年，由于未设立明显的指示标志，给广大乘客造成了几十年的不便，现在，地铁公司终于设立了地铁名称指示标志（十米外休想看清这些地铁站名），央视记者激动地问地铁公司老总，爲什麽四十年来未设立地铁站名标志，而现在全部落实了呢？那位总经理默契地回答：是因爲有了“三个代表”，故而设立之。看完之后发现，那是央视特别设立的实践“三个代表”的特别栏目。第二天，我特地在同一时间又看了这一特别栏目，该天报道的是南方某城市有一条粽子街，长年经营不佳，门可罗雀。该街道基层部门干部在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一举扭转了这条粽子街的颓势，街上粽子销量大增，美中不足的是，央视记者没有给出那些神奇的干部在实践“三个代表”时，是如何让原来不去吃或者少去吃粽子的消费者胃口大开，踊跃去吃粽子的。这种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全无遮拦的造假及宣扬赤裸裸的无耻的“新闻”可谓举目、府拾即是，诸如《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每年年初宣布北京市政府准备在新的一年爲人民办××件实事，年底还要规律性地再刊载政府实践这些实事的情况，各地报纸这几年如出一辙，纷纷刊载当地政府年内将决心要爲人民办若干实事的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凭什麽就能确定人民全年就只有这个数位的实事需要你办，如果人民需办的实事超过你确定的这个数位怎麽办？如此庞大的政府机构，一年里除了办这个数位的实事外，剩余时间在干什麽？权者对媒体控制的自信到了毫无理智的地步。

央视前两天的一个报道说，一个老太的一件本应由政府办的事，老太艰辛地奔走了10年后得以解决，无耻的是，央视报道的选择并非是爲了揭拖延10年不办的无赖之恶，而是爲了大肆宣扬这些无赖在10年后在“立党爲公、执政爲民”的学习高潮中爲民办实事的典型事迹。

1997年夏季，我应邀到乌鲁木齐市某区党校讲演，中间休息时，我拿著的一张当地的报纸上有一条“新闻”说，某某区公安局决心在百日严打阶段破获一百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我与来听演讲的当地公、检、法负责人闲聊，问及他们对此标题及口号的看法，另人失望的是，他们争先谈的是其正面意义而无一人考虑到它的问题，一百日内破获一百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技术层面的荒唐且不讲，关键是这个数位是凭什麽定的，如果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是二百起或者是二十起怎麽办。

去年一次坐火车到河北出差，在火车上看到一张某市晚报，头版有“河北抓了李真，国税系统从此弊绝风清”的标题，这种无知及公开的无耻简直让人窒息。拿下了贪官李真是有其正面价值的，至少这个叫李真的贪官是再也贪不成了。但作者和报纸怎麽会无耻地认爲河北国税系统丑恶的官势就是缘贪官李真而産生及存在的呢？其根本的罪恶是必出李真及类李真这种贪官的官员选任机制，抓李真此举，唯一肯定的是结束了李真之贪行，能産生类李真贪官及能使贪官贪行无阻的条件并未有任何改变。从此弊绝风清的结论除报纸、记者及掌控它的权者相信外（其实他们也未必），谁信这个。

有意思的是，当我沮丧地扔下这份报纸后，车窗外显然是当地政府杰作的墙头标语又让人不寒而栗：“必须坚决、严厉打击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的犯罪行爲”。这里的政府部门完全无知地将公民依宪法而享有的上访权利明目张胆地宣布爲犯罪，这种赤裸裸地无视公民权、恐怖的人身恐吓公开上墙宣示，对依法本应坚决打击的导致群体上访、越级上访行爲发生的因素却是只字不提。

写到这里，让我又想起了去年“非典”期间我路经山西太原市，晚间在电视里看到中央政治局主管政法的领导同志罗干在某地视察时指示，要严厉打击利用“非典”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的犯罪行爲。第二天，当地一些报纸头版以此爲标题报道了这种指示精神，我们感到痛心的是，电视台及报纸的无知不仅伤害了媒体及社会价值，有时它也公然伤及“领导同志”，诸如主管政法的罗干同志说“要严厉打击利用‘非典’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的犯罪行爲”，因爲中国刑法没有将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的行爲规定爲犯罪行爲，主抓全国政法的中央领导同志因日理万机不了解法律精神情有可原，令人们（应包括领导同志）绝望的是，没有任何媒体及记者发现并思考过这个问题。

以上仅爲我看到的公开媒体的一些存在，由于我们长期以来采取的对媒体的绝对控制政策，以官场规则来管理媒体及其从业者，对新闻的利用、扭曲、控制以致毒害，动辙往死里整治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最露骨的两次是“文革”“六四”开枪后至今），动辙将简单的业务错误政治化。主流媒体均由一些无知的宣传官僚来掌管，公然移植官场习以爲常的大话、假话、空话、废话恶习，要求媒体及从业者必须歌功颂德，且歌颂的是虚功假德，长期完全扼杀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只要编辑、记者听话，驯服地去说假话，就不必爲自己的职业行爲负责，记者的职业道德被赋予特殊的内容，那就是听话和被动地说假话。终致大部分编辑记者不以投机取巧、助纣爲虐爲耻，蝇营狗苟无恶不作，但有独立思想、不愿说假话者则必然被清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一位元叫王光泽的记者好友被清理，他具有独立的思想及人格，在境外发表了一些说真话的文章）。这些行爲及价值的选择，谁都明白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但持有这种价值者未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一切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宣传部门多年来在管理、控制媒体方面所持有的价值，完全成了所有罪恶及丑闻的天然同盟军，这是执政党的威信及价值的最不知疲倦的断送者，这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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