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对邓小平就应该「两个凡是」吗？

【大纪元11月10日讯】近日，互联网上披露出越来越多关于广州报刊《南风窗》与《同舟共进》被中宣部整肃的内幕消息：因为两个杂志报道的前任省委书记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应该“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说的话就要坚持，凡是毛主席作的决定就不能改变”，诸如此类），同样，对邓小平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据说，因为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刘再复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刊文，高度评价了任仲夷上述讲话，因而引起中宣部那些“石壕村大吏”们的震怒。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前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还为此对自己的老前辈和老前任上纲上线，作“组织处理”，说出了“迎合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之类的重话。

任仲夷问得好！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应该“两个凡是”，难道，对邓小平的思想、言行就应该“两个凡是”吗？客观评价毛泽东晚年功过，反对“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第一声春雷，今天已经成为中共全党与朝野上下的共识。没有这一共识，就没有过去二十余年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就不可能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式路线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路线上来。可以说，中共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把中国大陆从计划集权经济引向市场主导经济的发展繁荣之路，都是从打破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开始，迈出关键的第一步的。

正如任仲夷和许多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一再指出的：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共领导人一味关注经济层面的改革而回避、忌讳政治层面的改革，是把中国社会修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比萨斜塔。一味向经济发展倾斜而禁制政治改革的结果，造成今天举国上下弥漫的官场腐败、权钱交易、缺乏社会公义，贫富极大不均，以至社会的矛盾越积越深、社会神经越绷越紧，四处民怨冲天。

最近四川、河南、陕西等地频频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民事冲突造成的社会动荡，已经真正拉响了“无政治改革，则无社会稳定”的社会警报。在这样一种严重急迫的现实背景之下，打破对邓小平思想、言行的“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需要提到中国社会变革的议事日程来了！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就如同当年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一样，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健康、正常发展的拦路虎了！

比方，正如任仲夷的谈话包括刘再复的文章里指出的：邓小平关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的说法，就是不对的，并且有著基本常识的错误的。因为“三权分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分立，其实就是“共和”的本义之一，早已经不独于西方，更是任何类型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前提。今天中国之称为“人民共和国”，政制设计上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党政机构几个大块，以立宪精神论，本身就内含了“三权分立”的意蕴。只是几十年的“党国思维”，以党代国，党大于国，习惯成自然，使得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早已经忘记“人民共和国”之“共和”本义，更把“人民”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罢了！

试问，如果没有司法独立的机制，今天官官相护的官场腐败，又怎么可能获得制度性的解决，找到平息民怨、稳定社会的根治之道呢？再比方，由邓小平下令开枪杀人的“六四”天安门广场世纪大冤案，至今已经过去十五年，已经成为重压在整个执政党和中国社会身上的最大包袱。最近中国要求欧盟解除“六四”后对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而长期议而不决，其实也是卡在这个“六四”问题上。可以说，“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六四”以来郁积的执政党合法性危机，就一天不能化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军事现代化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问题。中共新任领导人，已经再也不能装著对此“视而不见”了！

所谓“反对两个凡是”，其要义，就是邓小平生前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回想当年，打破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就是由邓小平带头，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作为整个社会改革的先声的。今天，风水轮流转，中国社会又来到了这样的关口：打破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尽快为“六四”平反，把解决“六四”历史冤案问题摆上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桌面，使之成为深化中国社会改革、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第一大动力。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的机遇。可以说，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是否具备代表“新世代”水平的政治智慧、历史眼光和治国魄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步，就看他们能否打破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前任领导人的“两个凡是”。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