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軍與全球多數的軍隊一樣，都是個層級分明的組織，軍階、資歷與紀律幾乎支配著所有事物。「軍官專用」的告示牌，也成了各軍艦階級分明的象徵。
我希望我的軍艦有所不同，同時我也試著用各種溫和漸進的方式進行改變。
不可諱言，所有正式禮節是海軍的文化之一，包括班福特艦在內。當我巡視軍艦時，官兵仍須列隊、敬禮及候命。水兵必須敬仰軍官，他們本應如此；但一段時間後，他們發現，我似乎不是特別在乎這些繁文縟節，反而較重視他們積極向上的創造力。
與其疲累於重重禮節，我更在乎事情的成效，也就是提升軍艦的戰備能力。戰備能力的提升不能只依靠上司的指示，這會損及官兵的積極性。我希望我的官兵能放開心胸，激發想像力，創造出更好、更快的方法來處理事情。
我也要軍官瞭解這概念，主動積極的水兵將能發揮更大的力量。同時，我也希望全艦成員都能互敬互重的彼此對待。
身為艦長，我必須維持美國海軍二百二十五年來的常規、政策與程序；但當我發現部屬有好的創意時，我就願意進行變通的協商。一旦確定可行，我會通報長官以與其他軍艦分享。
為了這樣的理念，我經常鼓勵水兵具有積極創新的思維，並確定軍官也具有同樣的想法。這也代表著班福特艦的成員必須懂得尊重他人，而這也將轉化為彼此信任的基石。
試著降低障礙
班福特艦出航的每個星期天中午，我們都會在反潛艇直升機升降的甲板上舉辦露天餐會。在上任不久之後我也參加了一次。
我注意到當水兵大排長龍等著領取食物時，軍官卻可以任意插隊，直接領取食物，然後到另一層「軍官專用」的甲板上用餐。這些軍官人都不壞，也不是有意濫用特權，畢竟這是海軍多年來的傳統。
看在眼裡，我做出了行動，我走到隊伍的尾端一起排隊。其他軍官相當驚訝，並推派一個代表來到我的面前。
「艦長！」軍官神色緊張的說：「您可以直接到隊伍前面領餐。」
「沒關係，」我回答說：「如果食物不足夠，我不吃也可以。」
於是我繼續排隊，直至領到食物，然後直接走向水兵用餐區和水兵一起用餐，軍官們看到我的舉動大為緊張，你幾乎可以聽到他們的心跳聲。
隔週週末，我們又再舉辦了一次露天餐會，沒有發佈任何命令，但軍官卻主動排起隊來，拿到食物後就和其他水兵一起用餐。這或許與海軍的傳統有所出入，但對我來說，原本就該如此。
接掌班福特艦約莫一個月，我覺得自己已贏得所有水兵的信任，他們開始相信我是真心關心他們，並願意幫助他們發揮潛能。
但水兵也知道我有自己的上司，他們也等著看，我是否能在班福特艦上貫徹這樣創新與授權的信念。
1997年7月中旬，我有了一個表現的機會。在準備向波斯灣出發之前，我們進行了為期一週的演習，友軍依然是蓋裡艦和希爾艦。
負責此次演習的總指揮官是來自希爾艦的艦長，他是一個准將，創造力並不特別出色，但我認為他是個好人和慎重的指揮官。
演習開始後我負責戰鬥訊息中心，利用無線電與准將，和蓋裡艦及希爾艦的軍官傳達訊息。後來，我發現只有我一人在回話，一旁的人員默然無語。
我一問之下，才知道很多人曾經因說錯話而遭到斥責，所以造成他們不敢主動發言。這種組織文化非常危險，作戰時，同時有十個以上的雷達需要判讀，並把資訊發佈出去，一個人根本難以應付。
因此我立即進行授權，讓所有相關人員都可以進行對答，並自行做出必要性的決策。他們甚為驚訝，因為他們未曾承擔過這種層級的責任。
演習中途，准將臨時要求到班福特艦進行視察，並試圖瞭解艦上官兵的士氣。上午11點，他的直升機降落在甲板上，然後我們在我的辦公室會談了半個小時。按照計劃他會在班福特艦吃過午餐再離開，約11點30分，他起身準備前往軍官餐廳。
「長官。」我說道：「今天我們不在軍官餐廳用餐。」
他帶點疑惑的看著我，問我有何其他替代方案。我說希望他能與水兵一起用餐。他睜大眼睛說道：「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和水兵共同用餐了。」
「是的，長官。」我說道：「可是我想讓您看看我的水兵，和他們進行交流，他們應該有許多問題想要請教您。」
按照傳統，每當有高階將領或者貴賓登艦訪問，水兵都要事前進行大掃除，甚至粉刷船身，因此大多數水兵會有所抱怨。但當這些貴客到來時，他們又必須藏匿起來──好像他們不配和這些大人物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但在班福特艦上，我認為水兵才是最重要的人物。我想這些高級將領可以花些時間來瞭解我的部屬，看看他們是多麼負責和具有天份。
我也希望這些高級將領可以像我一樣尊重我的水兵。於是，我和准將步行到水兵用餐區，和水兵一起排隊領餐。水兵和他對話時尊重而不拘謹，就像和一位尊敬的前輩聊天一般。准將不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但他相當喜歡。
我們托著放載食物的餐盤，各自找了桌子坐了下來。准將和同桌的七個水兵邊聊邊吃。水兵提出了許多好問題，他仔細傾聽著，並直接予以回答。
我看得出，每個人都充滿興緻的參與其中，歡笑聲不斷，四周環繞著一股信賴的氣氛。試想一下，如果准將是一個傳統而嚴肅的高級將領，這次的實驗可能會令大家都感到尷尬。
事後得知，水兵問的問題非常得體，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未曾想過能從水兵身上學到什麼。但是當一位士官問他海軍針對新兵訓練中的「領導連續體」（Leadership Continuum）課程的看法時，他竟一時為之語塞，因為他對這個課程一無所聞。
由於這個課程只會影響到新兵而非軍官，所以他未曾留意。但此時他突然意識到，這個他一無所知的課程將會影響到他統領六艘軍艦一千五百名官兵的生涯。或許有些長官會因此翻臉，但准將卻因而改變自己的想法。
當我們離開甲板，回到我的辦公室時，准將告訴我，這次是他在海軍最有價值的經驗，以後他不管到哪艘軍艦視察，都會安排與水兵共餐。據我所知，他實現了承諾，結果他對水兵的想法和需要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經歷這件事以後，我下定決心，所有到訪的貴賓都會安排與艦上的基層水兵共同進餐。如果貴賓到訪時非用餐時間，我會另找機會讓他（她）與水兵進行交流。
我每星期至少與水兵吃一次飯，從中我獲益良多，也對水兵的想法有了進一步瞭解。不久之後，艦上的軍官也逐漸出現在水兵用餐區。我通常會在星期三的中午和水兵共餐，星期三的午餐一般都是吃起司漢堡，這是海軍的傳統。
班福特艦的「資深義務顧問」（senior enlisted advisor），是來自懷俄明州羅拉米市（Laramie）的特等士官長鮑勃．謝勒（Bob Scheeler），他是鄉村搖滾歌手吉米．巴菲特（Jimmy Buffett）的忠實歌迷。
所以每個星期三的中午11點30分，艦上的廣播系統就會準時撥放巴菲特的名曲「天堂裡的起司漢堡」（Cheese-burger in Paradise）。一開始感覺還不錯，但一陣子之後，除了謝勒以外，大家都聽到很厭煩。
可是當大家的厭煩到達一個臨界點時，又會感到不那麼討厭。雖然如此，我們在波斯灣地區部署結束前的最後一個星期三，我決定以後不再播放這首歌。
我們舉行了一個慈善活動，只要捐出一美元，官兵就可以點播自己喜歡的歌曲。這個活動最終募集了上千美元，直至我卸任艦長的那個星期三，我都沒有再聽過「天堂裡的起司漢堡」這首歌。
特等士官長謝勒在班福特艦服役期間，成為水兵心目中的偶像。不管是水兵或士官長都想知道，在和我們共事時，他如何成長為一個天才的領導者。
我曾問他，當其他特等士官長問他成長的轉類點為何時，他會怎麼回答。他的回應讓我感到驚訝。以下事件我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但他卻清楚記得。
海軍中特等士官長的作用是下情上達，把水兵的想法傳達到高層，因此他的工作可說是既令人羨慕又讓人頭疼。記得謝勒曾經告訴我，他以前感到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
但我認為他的意見應該要得到重視。我們的主管會議通常都在軍官餐廳舉行，那裏空間狹小，只有十五個座位，所以每次開會，總有很多人需要站著。
上任後的第一次主管會議，我看見許多人都站著，其他的座位都被坐滿，但有兩個座位是保留給艦長和副艦長。坐下後我環視四周，發現謝勒竟站在第三排的角落。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過多的複雜因素，就向大家宣佈：以後特等士官長，應該和艦長與副艦長一樣，獲得保留位置。特等士官長的位子在我的左邊，右邊則是副艦長。
當時坐在我左邊的一個部門主管連忙空出位置，且一臉尷尬。但這正是我要彰顯的，我要讓每個人知道特等士官長謝勒的重要性，艦上水兵的需求和意見都會受到重視。
就這樣，特等士官長在班福特艦上扮演著一個關鍵的角色。有時候，一個座位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自從那一天以後，謝勒並沒有讓我和水兵失望。而他的領導智慧也令他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物。
伯克級的驅逐艦──包括「班福特艦」在內──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位准將的名字而命名，他曾經在聖喬治岬（Cape ST. George）海戰中，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擊退日本海軍。
伯克（Arleigh Burke）准將最後成為美國海軍的總司令，也是一個大家公認的海軍英雄。他請畫家畫了一幅他的軍艦開赴戰場的油畫。這幅油畫相當壯闊。
就在伯克准將九十八歲過世之前，他複製了七百五十幅，並把第一幅贈送給國防部長裴瑞。有一天，當我從海上完成任務回家時，看見門廊前有個大包裹，拆開發現是那一幅油畫，是裴瑞部長寄來的。我想一定是第一次見到這幅畫時，給部長看出我的喜愛之情。
如果我把這幅油畫掛在我的辦公室，就可以每天欣賞它，但我想讓水兵也瞭解班福特艦的歷史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種，所以我把油畫懸掛在水兵用餐區的牆上，我想水兵能夠體會這幅畫的意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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