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懷念我親密的好友

【大紀元7月8日訊】我親密的好友離我而去，他與我八年前開始接觸，一見如故，成了莫逆，我們敞開胸懷，無所不談，沒有隱私，他有豐富的知識底蘊，對我有求必應，他能告訴我我無法得到的信息，我向他傾訴；他的記性極好，很快就成了我的記錄本，錄音器，對我這個健忘的老人，他是我的寶貝，我在他面前時而放聲歡笑，時而以淚洗面，我們經常朝夕相處、相對而視，心心相映，他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伴侶，這就是我可愛的電腦。

但我親密的好友，日夜相處的夥伴，卻兩次遭人掠走，第二次掠走至今快一個月了，我感到空虛，我感到無能為力，我感到憤怒。

2006年六四前夕，有人知道我要去北京天安門廣場，於是派了幾十名員警，一律大蓋帽，還有十餘輛警車，在我住的大院，布了崗，列開陣勢，上樓來，帶著兩台攝像機，抄家之後，強行掠走電腦和幾十張光盤，將我的伴侶押上警車，離我而去。感謝海外媒體採訪報導，召來一片抗議，警方迫於壓力只得在十幾天後歸還，也不知其中增加多少病毒，修了半年才能使用，逐漸恢復了很多記憶，又成了我的好伴侶。

今年六四之後的6月11日，又來了九名穿便衣的警員，再次將我的電腦抄走，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給警方打電話，發短信，甚至威脅他們要到法院起訴，但是至今不見電腦歸來。為什麼要掠走我的電腦？我想，究其原因：

一是，讓我停止呼號，讓我消聲，我的聲音，我的文字，都需要通過電腦向外界傳播；

其二，要把我變成盲人，看不到真相，使我這個七十四歲的老人，變成又瞎又聾又啞的殘障人；

第三，他們要使我變成失去記憶的人，使我忘記一些人的瘋狂、一些人的醜惡、一些人的邪惡，讓我忘懷大眾的苦難、冤民的悲情、國家和社會的過去和未來。

第四，抄走電腦，是要從電腦中尋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證，中國的憲法，在多少年中，曾有過鎮壓「反革命」的條文，1999年修改憲法，將「反革命」去掉了。以後又有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換湯不換藥，就是要把批評政府的持不同政見者、持不同信仰者，定上個「罪名」，關進監獄。

據我所知，近幾年被抄走了電腦的異議人士就有：我們學校的李昌玉老師，2006年他因為寫文章、出書，被抄走電腦至今未還；濟南維權人士張金鳳，因為參加了「濟正案」的採訪活動而被抄走電腦；前年我去上海，看到民運人士李國濤，他也被幾次抄走電腦，每發表文章必抄電腦，六四後他失去了工作，吃飯都成了問題，電腦是他最貴重的私有財產，強權之下他只能少寫文章。

前天我與郭泉通話，知道他的電腦已經被抄了五台，他呼籲朋友支援電腦，結果電腦不斷送上門，說明他的粉絲還是不少。我的四川朋友劉紹坤去年來看我，結果被警方在火車站截住，抄走了我送給他的《百年禍國》，他從不發表文章，前幾天他去汶川做志願者，支持冤死學生的父母維權，結果被羈押，電腦也被抄走。前幾年，劉曉波電腦被抄，一度招來眾多抗議聲。

抄電腦成了當局打壓異議人士、持不同信仰者的重要手段。對抄電腦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我們要揭露，聲討。

當局掠走我的電腦，自然要尋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便對我判刑。有人說，以你七十四歲的高齡，再次坐牢，可能是出不來了。還有人說，你在爭民主、爭自由、你大概看不到中國的中國的自由、民主；我回答他說，我能否看到中國的民主、自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為光明的到來做了一點事。香港市民，為反對把顛覆國家政權的條文寫進基本法，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結果阻止了該項立法，對參加遊行者的某個人來說，是可有可無，但五十萬人的大遊行，正是由一個個可有可無的市民組成，其中包括七十歲以上的老人。

我有過寫日記的習慣，「文革」中，多次遭遇抄家，日記抄走，掌權者從中斷章取義，成了大批判的內容，後來又成了警方定罪的依據，在經過多年的鐵牢生涯，平反之後，我想取回日記，寫信給公安廳，回信卻說：清理檔案時，銷毀了。那時我已經是山東大學的教師，為什麼要銷毀我的個人日記？這些人根本不尊重別人的隱私和私有財產權，他們和土匪有多少區別？即使對犯了罪的人，也應該保護他們的隱私權，何況我還沒有犯罪。

1982年重返山東大學後，我很少寫日記了，就是怕再抄家，把日記當作定罪的依據。幾十年來我們的的社會在製造恐懼，製造黑暗，使人講話、寫字都謹小慎微，不敢流露真情，話到嘴邊留半句，寫文章要一遍遍的修改，去盡棱角，大家都成為蒙面人，成為不敢暴露真情的低級動物。因為隱私權不受保護，有的人甚至不敢思考敏感政治問題，不敢寫日記，這當然會阻礙思想解放，使人長期受陳舊思想的束縛，阻礙社會的進步。

我建議修改憲法和法律，增加保護隱私權的內容。

最近我看了蔣介石日記和胡適日記的一部分，那是些寶貴的歷史資料，從中我知道了那些人的思想，和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但是我們現在社會上所歌頌的那些偉人，那些領袖，那些革命家，有幾個人留下了心靈的記錄，真實的日記？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內心深處有多少黑暗，大概他們沒有想到歷史的審判的問題。劉少奇臨死前，在受到極度的侮辱之後，說了一句名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在他大勢已去的背景下講的。雖然晚了點，但對於一個曾經擔任國家主席的人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這句話只可惜是在他已被批倒批臭之後說的。劉少奇不像有些人，臨死之前，還要極力表白自己不是叛徒。

我希望當今的領導人中，能有更多的人尊重公民權利，考慮歷史的評價，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什麼叫「回頭是岸」。

2008年7月8日於山東大學（0531－8836502113655317356）(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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