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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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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萬沐 【大紀元7月8日訊】世人常常有這樣一個觀念,即文人是清高的,而商人是唯利是圖的,實際上這是一個誤解。從歷史上看,文人階層往往是非常污濁的,文人在漫長的中國社會中扮演的是集宦官、小妾、看門狗為一體的角色。從詩經《頌》的諸多作者,到文革「梁效」等御用寫作班子,及現在的許多御用作家學者,文人其實是中國專制社會的坐台者;也有部分文人,由於時運不濟,作了陳阿嬌,又買相如賦不成,便作出不與當政者同流合污的假象。前者如郭沫若、余秋雨、王兆山之流,後者若李敖等人,這些人連做人的資格都不夠,其文的價值又何在?社會養活他們又有何用?無論他們如何裝扮自己,當局又給他們多麼高不可攀的禮遇,事實上,社會正義與他們無關、國家進步與他們無關,有關的只是官場的厚黑、市儈的流俗------ 分析一下,商人的清高,在於能夠光明正大的求利,而文人的污濁則在於既求利、還要求名,多有廟堂之想,但卻要極力作出淡泊名利,高雅脫俗的樣子;商人在利己的同時能夠利益社會,是一個獨立的進步的階層,而文人卻一直是專制團體的依附者,寄生者,但又時時以公正、中立的學者專家的身份出現,欺世盜名,起到政客無法起到的作用。郭沫若、余秋雨們的隨波逐流,連後宮張麗華都不如,簡直就是一個個風塵男子,王兆山更是一個人人喊打的斷了脊樑骨的癩皮狗,李敖在台灣半生撒潑,本想歪打正著,先譁眾取寵,再求龍顏大悅,不意運交華蓋,屢受牢獄之災,幸虧後半生在大陸有了一席之地,一條台灣的瘋狗,一旦跨過海峽,踏上紅地毯,很快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哈巴狗。 當然,有人會覺得我以偏概全,其實,陶淵明不願作彭澤令,如果讓他作晉朝皇帝,恐怕也是求之不得的,只是當時的縣令,遠遠不及現在中國偏遠山區的村長,所以還不及回家隱居過得自在,故才會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李白其人實際上既無人格,也無節操,一貪官場,二貪女人,三好遊山玩水,不顧兒女,沒有家庭觀念,先娶宰相的孫女,又去搞皇上的妹妹,以女人追名逐官,由於最終被統治者唾棄,反而落了一個偉大詩人的美名! 陶淵明、李白尚且如此而已,一般的文人呢,也就不過如此而爾!一部中國歷史,尤其文學史專揀文人的好處寫,實在是誤人不淺! 相對於文人,我真的覺得商人要清高得多,因為商人比較不虛偽,能踏踏實實做點事情,也不刻意求名! 身邊常見許多文人,藉著社會的誤解,或假惺惺地「愛國」,或不食人間煙火,超凡脫俗,作高人狀,似乎情操高尚、學富五車,其實差不多都有尋找終南捷徑的精心算計,聽到他們的自我標榜,想笑,又不好意思,便寫下這點文字,很亂,但也不想改,能掙點稿費就算了! --原載:《北美時報〉2008-6-27 7/12/2008 8:00:19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8/7/8/n2183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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