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中共怎樣渡過危機？

【大紀元7月7日訊】四川大地震一個多月來，形勢的發展，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不小震盪。「五一二」正是中國面臨著西藏動亂和奧火傳遞世界性的抗議，厄運當頭的時候。一場毀滅性的災難激起幾乎是全球性的同情，人性和人道主義掩蓋了西藏和奧運問題上的爭議，中共政權也有意和唐山慘劇記憶拉開距離，採取了開放媒體和外國援助的積極政策，雖然做法上不無瑕疵，但明顯的進步仍贏得海內外一片好評。

一夜之間災難變成歌功頌德

敏感而易於幻想的人士紛紛以為，機遇來了。政府可以借此上下同心的救災，開啟人們渴望已久的政治改革，比如在言論和新聞上踏入開放之路。然而，又是一次失望。不到一個月，官方的臉又拉長了，又開始封網、抓人。人民日報網舉辦大型救災展，開篇一部份就是黨的「關懷」，二十幅九常委親臨災區的大照片，胡錦濤佔五幅，顯示整個悲劇的正面主角還是他們這班擁有最高權力的領導。而人民，不僅喧囂中外的憤青，連一向比較冷靜的人們也都靠向官方，當然，西方媒體也在內，不同調子地改變了不久前的批評姿態。

一樣的體制一樣的黨，竟然如此神妙地變換了世人的觀感。幾乎是一夜之間，一場此起彼伏的討伐，變成了歌功頌德。「多難興邦」成為一個主音符，從北京唱到四川，從四川唱到美國。香港的民調顯示，市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一年前只有二成六，現在達到三成九，創九七回歸以來新高……這是最近和一些朋友討論的焦點。共產黨怎樣面對危機、化解危機、轉危為安？他們有些甚麼訣竅？
回顧中共執政近六十年，重大危機大約有四次，且看他們是如何一路走來。

回顧六十年四次重大危機

建國初，近十年，鞏固政權，實施計劃經濟，只有得失，並無危機。真正的第一次危機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餓死三千餘萬人是現在公認的判斷。饑荒主要發生在農村，餓殍遍野、赤地千里。重災區一戶一村地人口死絕。人吃人、易子而食，慘烈之狀，史無前例。危機在於工農民眾第一次大規模的敢怒不敢言，共產黨的信譽喪失，同時中共內部引起深刻的分歧與權力鬥爭。因為這場災難完全是大躍進盲動政策所致。以毛周為首的決策集團，深知「苛政猛於虎」，自己闖下大禍。

他們擺脫危機的主要手法有二：一是嚴格隱瞞真相，編造自然災害的謊言。至今大陸人及媒體還是在說「三年自然災害」而不說「大饑荒」。絕不准報導饑荒實況。二是嫁禍於人。替罪羊外有「蘇修」逼債，內有地方幹部的「國民黨作風」、「壞人當道」。對有異議者，堅決打下去，如彭德懷反黨集團。這樣，毛周安然逃過危機，至今沒有人對三千萬死者負任何責任。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這次危機中，周恩來的惡劣作用，他以巨大的影響力乘機配合林彪製造毛的個人崇拜以自保。

第二次危機是中蘇分裂。這次危機雖沒有大饑荒那樣慘烈的表象，但對毛獨裁統治的威脅是嚴重的，因為挑戰來自國際共運的龍頭，權勢與國力都遠為強大的蘇共。而中共又是蘇共一手扶植坐大，如果在斯大林時代，這種分裂完全可以導致中共領導下台。因此毛集團絕對不敢輕忽。處理這次危機的策略是剷除內部的親蘇派。只要打掉黨內的異己勢力，就不怕蘇共來顛覆。這策略成為以「反修」為名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對外決策則是聯美製蘇，緩和中美對抗以壓蘇聯，避免國際上兩面樹敵而自陷孤立。毛處理中蘇分裂危機，在他生前有效地避免了修正主義上台，保住了他的權位。其後延伸到鄧小平執政的中蘇關係，迄今中共不敢承認他們是「修正主義」。

第三次危機是毛澤東死亡。一個大獨裁者的去世，難免發生改朝換代的變革。毛一九七六年死亡，「四人幫」被捕，當時在中共內部及社會層面，都有相當強烈的清算毛禍國殃民罪行的要求，這勢必衝擊中共專政的合法性。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看清了危機的巨大風險，堅決採取保毛的對策。給毛作「三七開」，「宜粗不宜細」等評價，即可以抽象批評、改變政策、平反冤案，不准清算、不准公開批毛。成功地渡過危機，保住了中共的獨裁權力和特權地位，堵住了政治上的開放。其後進一步在經濟上走自由市場路線，讓全民「向錢看」，維持了毛在法統上的神主地位。

第四次危機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這是中共掌權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執政危機。人民與共產黨的對抗關係，已激化到政府幾乎癱瘓的地步。北京上百萬的市民已經走上街頭，而且導致中共高層的分裂，一場「顏色革命」迫在眉睫。如果沒有鄧小平這樣強硬的獨裁者的決斷，在黨內或民間又有得力的領袖人物出現，那麼，共產黨就很難渡過這場危機，或者以妥協的方式如學生撤離廣場化解危機。但最後，仍是以匈牙利事件「平暴」的方式，解決危機，延續了中共政權。

極權體制應付危機能力不容低估

縱觀上述，如果我們將二○○八年當作中共一次新的危機，結論如何？有人擔心過不了奧運這一關。今年以來，確實流年不利，兆頭不佳。但上述四次危機過程已經顯示，絕不能低估中共這個極權體制抵禦危機的能力。他們可以動用的手段有傳統的，也有時興的：

一、嚴厲控制傳媒——這是數十年行之有效的絕不放棄的常規手段。一位大陸活躍的學者說，他最近才知道達賴喇嘛一九八九年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最近被時代週刊選為百人之首也不知道，因為媒體報導選擇性大，又做得巧妙。傳媒洗腦，愚民政策，欺騙宣傳，轉化為狂熱的民粹運動，那是易如反掌，一試就靈。

二、不講原則，不擇手段——為了奧運安全可以改變許多正常的社會規則，堅壁清野、干擾個人自由、實行戒嚴式的管制。報導說，北京私人賣廚房刀具也要開證明登記。拉薩傳聖火那天，如臨大敵，布達拉廣場沒有一個閒雜人。可以預期奧運期間的北京軍警林立，如臨大敵，可以動員一切力量把北京看得滴水不漏。即使處於准戒嚴狀態，也不會在乎任何外界的批評與嘲笑。

三、動用經濟實力——這是和過去時代完全不同的特色。官方宣稱，唐山地震時，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不足三千億元，現在已達到二十四萬億元，是前者的八十倍，巨大的財力，是災後重建和保證奧運成功的物質基礎。在海外對付所謂敵對勢力，或統戰工作已經投入了可觀的資金。國外的歡迎隊伍按領導人級別支付每人佣金，已不是新聞。鄧小平出訪曾僱用數百名黑社會人物保鑣，今天為了奧運更不會吝嗇。

四、使用暴力和武力——遇到緊急狀況，失控狀況，不排除流血的危機處理，從針對個別人到大規模使用，就如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樣。

《華盛頓郵報》不久前訪問《中國青年報》原冰點主編李大同，他說，中國政府會汲取教訓，「即使達賴喇嘛出現在奧運會開幕式上，也是有可能的。」地震初發時，「天譴」之聲不絕於耳，而現在佔上風的已是「天助」之說了。「壞事變好事」。符合邏輯的是，一個能容忍害死幾千萬人的政權的民族，怎麼會不能容忍只有一點人權問題的政府？可以在白骨如山的大饑荒廢墟上演出震撼世界的文革大戲，那麼，在四川地震的廢墟上演出一場奧林匹克大戲，還值得懷疑嗎？

（2008年6月27日）

轉自《開放》雜誌2008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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