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國》

【大紀元2月2日訊】

一、外商在華成功的秘訣

二、「天高皇帝遠」──外商的「淮桔成枳」

三、伊森和「龍安志」：誰是中國的真正朋友？

四、寫作和翻譯中的白璧微瑕

結束語

【註釋】

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by Ethan Gutmann (Encounter Books, April of 2004, 253 pp.)。

中譯本：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博大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到中國投資這股熱潮已延燒多年，但人們卻難得有機會瞭解在華外商圈的內幕,尤其是在北京的西方公司商圈的內幕。最近，博大出版社出版的《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一書為讀者提供了許多外商圈外之普通民眾無法得知的信息，對人們認識對華投資熱很有幫助。該書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獲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士、國際關係碩士及博士學位，80年代在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外交政策研究員，90年代曾任「美國之聲」電視網絡的首席調查員，現為《亞洲華爾街日報》、《標準週刊》和《投資者日報》撰稿人。他這本書（英文版）出版後榮獲2004年紐約《太陽報》紀實作品年度獎、亞洲公司2004季度讀書獎、富士比讀書俱樂部2004年推薦作品，其中譯本出版後獲得了2005年度華語作品的「天安門精神獎」和「萬人傑文化獎」。

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後在一家製作電視記錄片的公司和一家專門為美國公司服務的外資公關公司工作，他的妻子研究中國歷史，能講流利的中文，有許多中國朋友，而伊森．葛特曼本人則融入了那些在中國尋找財富和其他的外國人的北京生活圈。2001年8月，他回到了美國。關於這本書，伊森．葛特曼寫道：「在我動身去中國之前並沒有寫書計劃。在北京時這個念頭在心中一閃而過。回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認真考慮這個想法。」（298頁，中文版，下同）他在中文版自序中說：「我當初寫書的第一批假設讀者是美商公司的執行長及美國母公司的職員幹部群。第二批讀者則是華盛頓特區的政策執行者，特別是決定中國政策的行政官員。我也想到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其中一大部份可能會走上一條導引他們到北京工作的職場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讀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雖然我不期盼能夠改變他們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夠露出些許認同的笑容，那也足以讓我驕傲半天了！」（15頁）

筆者和伊森．葛特曼今年8月應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之邀，在「中國經濟和台商戰略論壇」上演講，並在台北出席了葛特曼此書在台灣的發佈會。伊森不是那種典型的、面孔冷峻的記者或精明的、笑口常開的商人，而更像是二者的結合。他屬於那種既觀察敏銳、富於感情交流，又直覺豐富、善於體察人的情緒變化的人。他敏銳的觀察和洞測人心的能力在他的書中也體現了出來，這本書給了讀者一幅描寫現代中國非常及時、準確的圖像。

一、外商在華成功的秘訣

二戰結束後不久，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曾經談論過，「我們怎樣失去了中國」。這是指二戰期間歐美盟國幫助中國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希望中國從此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最後中國卻落入了前蘇聯的共產主義陣營，事實證明，當時西方誤判了中國的走向。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許多西方人相信，中國通過與國際商界的合作會增進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瞭解，而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商業和投資活動也會幫助中國走上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伊森．葛特曼的書使用了「失去新中國」這樣一個書名。他試圖表達的意思是，西方人在商業利益的迷惑下，在中國儘量適應「中國特色」的政治和商業文化，從而又一次失去了幫助中國進步的機會。伊森的書代表了一個時代和認知的變遷，即西方人對中國愛恨交加的情感和理智的變遷。他們已經逐漸認識到，以往的理念，如以商業貿易來改變中國社會，以中產階級的崛起來促進自由民主，是越來越難以企及的一廂情願；而從與政府愉快合作，到漸漸撕開「皇帝的新衣」，這樣一個轉變似乎正在進行之中。

伊森總結出的外商在華成功的秘訣有三：一為緊緊跟黨走，二為請客送禮，三為拍馬屁。這當然不是甚麼太秘密的「秘訣」，熟諳此道的人們已默默實施了許多年。[1] 只是如此明顯的公諸於眾讓大家覺得尷尬而已。伊森不指望他的書能夠引起中國民眾的「共鳴」，但海內外的華人難道能為具有這樣「中國特色」的中華文化感到驕傲嗎？

伊森還談到了「美國在華商會」的角色。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之後，「美國在華商會」“不聲不響的在美中關係上扮演了潤滑劑的作用」，它迅速拜見美國國會重要的參、眾議員，向議員們介紹在華美商的商業前景，勾畫中國市場「驚人的」進展，強調美中雙邊經濟關係的重要。當然，中國政府也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著這些機會的影響。所以，在經濟利益面前，正像伊森提及的那樣，當談到事關中國的一些敏感問題時，這些遊說團的代表們發現他們的話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的傳聲筒。美國商會的負責人還規定，不許商會代表單獨會見國會議員，而必須「三人一組，統一口徑，以避免各說各話，引發混亂。」據筆者判斷，美商的「三人組」作法顯示他們道德心一息尚存，不願完全成為「喉舌」。商場如戰場，運用之妙，存乎於心；東西方的「默契」，竟至於此！

伊森注意到，美國公司的上述做法實際上向中國政府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他們願意與中國政府合作，彼此的商業利益是牢牢聯繫在一起的。毫無疑問，這讓中國政府懂得了，中國經濟的誘惑以及以市場換原則的謀略是可以奏效的，看來美國人也是可以被改造的！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被改變成為和平演變的對象之前(杜勒斯語)，熱衷於中國市場的美國人居然輕而易舉地就被中國改變了顏色！讀過啟示錄的人應該都記得聖經所描述的古蛇、大淫婦及其金盃裡的穢物，兩千年前的經典語言成真，真是令人感歎。

一些西方的高科技公司為了對中國銷售產品，如「思科公司(CISCO)」與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和軍方合作，並讓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直接監控其產品在中國的使用(185頁)，這已經不再是秘密了。例如，「思科」將其「防火牆」產品按照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對內監控的「特殊要求」加以改進，並且宣稱，對中國當局如何使用其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在其公司內部就有爭議，在面對股東大會和國際輿論時將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摩托羅拉公司」也對他們在中國的「成功之道」諱莫如深。

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中國人很容易發現美國人普遍的天真，這是褒義的、天真無邪的意思，亦即他們似乎離人類和我們所存在的世界的根本特性── 「真」──相去不遠。伊森也不例外，在台北，他向記者們坦承他在北京時的掙扎，那種在道義、良心和誘惑之間的苦苦掙扎。筆者頗為欣賞他的一點就是他的坦率：在進入北京外商的「上流社會」圈子之後，在享受北京國際俱樂部豪華的服務、一流的餐飲、身份地位的承認之時，他坦承絕對不想被趕出去。自然了，有幾個人願意被趕出去呢？這很然而，人之所以成為人，特別是現代文明下的人，就必然會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在錢的誘惑之下是否要維持道德操守？伊森決定選擇離開北京以及他寫的書，給了我們一些啟迪。

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作者

二、「天高皇帝遠」──外商的「淮桔成枳」

西方商人憧憬中國市場由來已久，最典型的說法莫過於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商人的那句「名言」，「如果每年賣給中國人每人一雙鞋子，一年就是多少多少億雙……」。截至2002年，有30萬家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了2,500億美元，並且僱用了2千萬中國工人。但這些外資企業賺錢了沒有呢？伊森提到，「在北京的企業首腦，私底下沒有人認為中國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據美國大使館商務處官員「私下透露，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公司，能夠有季度性的獲利，如果連首期的投資也計算在內，那麼只有大約百分之五的公司賺錢。」(157頁)這樣的估計並不是用於對付中國的稅務部門，而是美國在華商圈內部的真實估計，但外資企業界並不想公開這些情況。

東西方文化相隔，有時看起來是那麼的遙遠，人們很難互相理解，但有時雙方的文化又是那樣的相像。比如像「天高皇帝遠」這中國的國粹在北京的美國商人圈子中有了新的詮釋(152頁)。對於「天高皇帝遠」，他們的理解是，北京是那麼的遙遠，美國政府和公司的美國總部遙不可及，同樣遙遠的還有美國的司法制度、經商理念、星期天牧師關於道德操守的提醒和「正的人本傾向」的傳統。於是，美國商人們可以在中國隨心所欲地解釋「成功」的概念並採用達到這一「成功」的所有方法了。

人類學研究中常用「人性本質的傾向」(簡稱「人本傾向」，Human Nature Orientation，HNO)的正或負來判定一個國家或民族。其大意是，如果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即使在無人看見的情況下都會自覺守法、按章辦事，如深更半夜在沒有任何汽車和警察的路口停在過街人行道的紅燈前，等燈變綠後才穿過馬路，這就是正的人本傾向；反之，則為負的人本傾向。一般認為，大多數美國人的人本傾向是正的，而很多發展中國家人們的人本傾向則是負的。但顯然，就像何清漣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商人在中國的表現就像「淮桔成枳」[2]，由正變負了，真是環境使然。

筆者無意給美國公司說好話，但在扭曲自己的原則、賄賂政府(明的或暗的)方面，歐洲公司似乎有政府的撐腰，相對而言比較肆無忌憚，美國公司為了與歐洲公司競爭，不得不「東施效顰」，但似乎學得不如歐洲人到家。伊森工作的外商公關公司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如何幫助美國公司駐北京職員應付美國總部來員的視察，諸如「包裝」業績、用娛樂招待轉移總部來員的注意力等等。他對外商駐京人員的這些手法有詳細的介紹。伊森書中有關在華外資公司處理賬目上的把戲再一次證實了我們聽聞已久的傳言。它們常常把付給投資方的紅利當作支出而不是利潤，以在年度財務報表上顯示虧損(156頁)，當然實際操作中的花樣遠不止這些。筆者從北京的朋友處獲悉，在北京的幾乎所有外國公司都在造假，那些在美國規規矩矩的會計公司主動提供幫助他們造假的方法。在一個媒體充當「喉舌」、政府製造謊言、各地造假成風的社會裏，外資企業還能獨善其身嗎？

在西方商學院的課堂上教授「國際營銷」課時，通常會涵蓋「退出戰略」(Exit Strategy)的內容，告訴未來的公司經理們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如何從一個市場或一個國家撤出來。學生們在做課程的調研報告、商業企劃時也必須加入這一章，以構成一個完整全面的市場營銷和商業發展計劃。在北京的外商們似乎故意忘掉了這一點，而這一點對在中國投資了2,500億美元的外國公司來說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當然，這不可能完全是疏忽，而是像伊森所說的，是怕別人感到「沮喪」(159頁)。

一些海歸派回美國探親時常常喜歡用誇耀的口氣說，他回中國後才發現，自己的前半輩子全都「白活了」，指的是國內現在的性服務是如何的方便、「上檔次」。伊森該書的最後一章介紹了一些外國商人在北京「流連花叢」的情形，讀起來簡直就像是現代版的《金瓶梅》。由此似乎可以看出，為甚麼在中國商場上「打滾」的外商們「樂不思蜀」了。然而，性產業的氾濫，乃至「花叢」中對洋人的崇拜和投懷送抱，究竟代表著「改革開放」的哪一面？是「成就」還是「危害」？中國的投資環境必定得包括這一部份嗎？

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by Ethan Gutmann (Encounter Books, April of 2004)

三、伊森和「龍安志」：誰是中國的真正朋友？

「龍安志」是伊森書中描述的一個已經相當「中國化」、在北京的官場和商場上縱橫自如的美商，他是紅都俱樂部的創始人，「龍安志」是伊森為這個真實人物起的假名。在中國當然有很多像「龍安志」那樣的西方人，他們生活在那裏，游刃有餘，如魚得水，他們的「中國朋友」不虧待這些「老朋友」。但伊森和「龍安志」，誰才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呢？

「龍安志」為了出一本迎合中國官方的書，就將收入書中的另一作者貝彼得的文章修改得面目全非(145頁)，其作法簡直與焦國標討伐過的中宣部雷同。貝彼得最後憤而將自己的文章撤出了「龍安志」的書，而書中留下來的那些文章其內容和語調就可想而知了。「龍安志」的書最後得以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新書發行會，朱鎔基專門出席並接見了「龍安志」，這無疑是對「龍安志」之類外國人的一種獎賞。與龍安志類似，有的西方記者也學會了怎樣在「中國特色」的環境下「彎曲」自己的原則，就像一位美聯社記者自以為得道的說法那樣，「只要他一察覺採訪對像流露了憤怒或報復的『動機』，就立即打住」(134頁)。按照這樣的原則采寫的關於中國的報導會有甚麼樣的後果呢？對西方社會瞭解中國人內心的真正意願有甚麼幫助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其實，伊森這樣的諍友才是中國真正需要的；而那些媚友，只是圖中國這塊土地上的錢，這樣的人可以從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紐約、波士頓或者法蘭克福，隨時召之即來。正如伊森所指出的那樣，「龍安志」之流的文章和行為「背叛了美國的精神」，它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可能以後才能顯現出來。伊森這個美國人看到了這點，中國人呢？

該書第三章的最後一頁，在筆者看來，是全書最精彩、最透徹的分析，也是對所有人最佳的忠告和最好的警示。伊森以一個美國在華商圈圈內人當年的口氣寫道：「我們比在華盛頓的任何人都清楚，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爆發危機的臨界點……我們知道中國官僚體制的真實情況：牆頭草，兩邊倒，口是心非、貪污腐敗和盲目自大。我們也知道我們我們扭曲了美國商業原則，對秀水街販賣的盜版和仿冒商品的行為做出了妥協，使之成為中國建設過程的一部份。我們清楚地知道，建設一個新的中國無疑是一場大賭博：某一天後果不堪設想，我們是負有責任的。」（112頁）

「龍安志」是「中國化」的美國人，在中國更多的是「海歸」。伊森以其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他在北京的一個同事魏女士，從她的身上讀者可以看到留美歸國一代的側影。魏是80年代中期到美國留學的，她回中國後的變化意味深長，從如何擁抱拜金主義，到為此而被黨文化和「中國特色」再次同化，許多人有著相同的經歷。魏現在雖然身在中國，卻繼續保留美國的綠卡（很可能是因「六四」發生而根據美國政府對中國在美學生的特別保護法令，以同情「六四」被害學生、回國擔心受迫害為由申請獲准的「六四綠卡」），這也是很多從美國回去的海歸人物的共性。儘管魏還想留一條後路，在不測時可以回到美國，但同時她又對美國的制度持批判態度。最令伊森驚訝的是他經歷的一件事，「環球視野」記者採訪了李洪志先生，這是當時國際上首次對李洪志先生的採訪。當時魏正在紐約，她在中國有嚴重的資金困難，當得知「環球視野」記者的這次採訪後，她反復向該記者要求得到採訪的原始錄影帶，甚至提出願出幾千美元的代價購買。在伊森的追問下，魏最後承認，並非她需要這盤錄像帶，而是要轉交給「香港的某些人」，這表明她已經淪為一個為當局蒐集情報、充當線人的角色。

四、寫作和翻譯中的白璧微瑕

雖然伊森對中國的瞭解難能可貴，但作為朋友，筆者必須直言其對中國歷史的瞭解的欠缺之處。比如在描寫他的中國同事魏女士時，說她60年代生在南京，出身地主家庭，「出身富貴，享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64頁)。這樣理解無疑是有偏差的，在當時的中國，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僅沒有任何特權，相反還背著家庭出身的包袱。另一個筆誤的地方是，大批中國留學生到美國留學始於1986年到 1987年，而不是1997年到1998年(243頁)。

該書中譯本文筆生動，可讀性很強，但翻譯得似乎有些倉促，一些地方不盡如人意。例如，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可能需要一個註釋，那是俄國葉卡捷林娜女皇時代的故事，部下因為要取悅於她，專門為她建立了一個樣板村莊，裡面有事先佈置好了的村民、景觀，以顯示在女皇治下的昇平世界。這很像袁世凱稱帝時，其部下為他一個人編的《順天時報》；也接近當下在中國耳熟能詳的所謂「盛世」、「最好的時代」之類的喧囂。另外，「艾茲拉．烏戈爾」 (Ezra F. Vogel，中文名字為傅高義)是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研究中國、日本問題的教授，譯者誤把「Enter」一詞加入他的名字(49頁)，屬於翻譯中的疏忽。另外，輝瑞(Pfizer)是製造威爾剛(Viagra)的製藥公司，它們不是兩個不同的產品(154頁)。第166頁「每小時三十角和十五角」應該是「每小時三毛和一毛五」。在196頁，「公安部需要三百掌握種病毒」應為「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種病毒」。第七章似乎是另外一個翻譯所譯，語句、結構、用詞不一。如「信息產業部」被譯成「資訊工業部」(244頁，249 頁)，這好像是台灣的譯法。中譯者未查對北京的街道胡同名，誤把伊森住過的菊花胡同譯成了豬耳胡同。我後來向伊森求證，他說胡同名是一種花的名字，不是豬耳朵。再有，兩個西方公司的英文拼寫有誤，如Nortel(Notel，250頁)和 Lucent(Locent，250頁)。不過這些細節都暇不掩玉，也許可以在再版時糾正、縷順一下。

結束語

伊森在失望和絕望之後，可以回到佛蒙特州的青山綠水之中；許多拿著綠卡和美國護照的「海龜」們，如果在中國碰了壁，也可以如法炮製。其實中國的高官們，也早在舊金山或洛杉磯等地預置家業。可是，那些國際投資者、購買他們股票的西方民眾、數千萬中共的普通黨員和中國十幾億民眾呢？我們有理由為他們擔心，從這點考慮該書的問世極有意義。感謝博大出版社的努力，筆者願意向讀者們鄭重推薦本書。

【註釋】

[1] 華盛頓郵報，2005年8月22日。

[2] 何清漣，「外商如何被『中國特色』同化的故事」，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國》一書中文版的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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