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化運動“中國的苦難”演講會(1)

【大紀元11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蕭勤、曾妮墨爾本報導）2006年11月26日，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屆年會“中國的苦難”群英演講會在墨爾本藝術中心ANZ大廳舉行。袁紅冰、黃翔、仲維光、徐文立、費良勇、陳泱潮、郭國汀、傅正明、梁國雄、貝嶺、胡志偉、謝田，及本屆年會特邀嘉賓，英國作家，前英國駐中國外交官蓋思德（Roger Garside）等十一位來自四大洲的演講者以《中國的苦難》為題，同台舉行公眾演講。一百餘名聽眾出席了演講會。

一百多名聽眾出席演講會（大紀元記者曾妮攝影）

“中國的苦難”演講會（大紀元記者曾妮攝影）

袁鐵明在會上宣讀《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宣言》。（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原中國西南政法學院法學講師、悉尼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袁鐵明首先代表大會宣讀了300多名海內外人士簽名支持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宣言》。《宣言》說，“今日中國人格的非道德化和心靈的物慾化” 肇始於“思想自由被屠戮，表達自由被囚禁”，“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墮落為道德之外的非文化性存在，歷史進程就只能是精神和文化的荒漠。中國現代史正在演繹摧殘了高貴文化精神之後的人性異化，而獸性的兇殘與物性的貪婪是這次人性異化的主調－－中國人退化為既聽不懂精神召喚，也沒有能力欣賞文化之美的物性存在。

“中國文化今天所是的，不是她應當是的。現代中國卑劣的人格和腐爛於物慾的心靈，更不應當是中國文化的荒涼墓地。歷史把一個冷酷嚴峻的現實置於中國人的面前：儘管中國作為畸形的經濟巨獸走進了歷史，但是，中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卻正在無聲地湮滅。

“中國文化的復興也不能不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他預言：自由將引導中國走向人性的真理，而人性真理的自由表達，將引導中國走上文化復興和道德重建的偉大之路。”

袁紅冰還代表全體會議代表宣讀了《強烈譴責胡溫當局暴力毆打和凌辱高智晟夫人耿和的流氓行徑》的抗議信。

黃翔：“你不讓我說我偏要說、大說特說；你不讓我寫我偏要寫、大寫特寫。我要以火炬為筆，以遼闊的天空為稿紙，把我的詩句寫滿整個天空，讓全世界都看到！” （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詩人黃翔在演講中說，因為我出生在一個國民黨將軍的家庭，從小就讓人覺得血液裡流著毒液，是一個不應該出生的人，有原罪的人，我被六次投入監獄，在農村被捆起來懸樑，被打斷了骨頭打落了牙齒，像野獸一樣被踐踏。

黃翔含淚朗誦：哪怕留下一付白骨，也要追問“人”是甚麼？“人”在哪裏？哪怕只剩一根骨頭，也要“哽住”那一個“可憎年代的咽喉”！（大紀元記者曾妮攝影）

1978年10月11日，我把一百多張的大字報像火箭筒一樣發到北京，舖滿王府井大街、天安門廣場，民主牆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的，當天晚上，整個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中共全城戒嚴，中共以為來了甚麼洪水猛獸，沒想到只來了個詩人。他們實在是太虛弱了！太害怕自由的聲音了！我蔑視他們，我要用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取代共產黨所宣揚的革命群眾啊，人民啊這些虛假的幌子。

黃翔還充滿激情地朗誦了《獨唱》、《野獸》、《我》、《白日將盡》等寫於不同時期的詩歌。

徐文立：中共正把苦難帶給全世界（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徐文立在演講中說，回顧中國的苦難，可以看到，中共是把中國的精英給扼殺了，把中國的脊樑打斷了，這是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行。

有人說，現在中國的經濟很好了，可是在海外人們一看到“Made in China”就不敢買，因為懷疑它的質量；國內的中國人，吃甚麼都不放心，因為擔心有毒；有的海外國家排華，因為那裏的華商不講誠信，沒有商德。人們已經開始知道，中國的苦難，是會帶給全世界的。從中國現在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自然環境，可以說，中國這些年的改革，沒有終止國人的苦難，反而可能將苦難帶到全世界。

仲維光：說真話，聯合起來，加速中共的滅亡（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學者仲維光在回憶當年因寫了一些自由言論的文章就被擋在海外，以致不能回國照料癱瘓在床的母親並為她送終時，淒然哽咽。但他並不言悔：“我是一個人，我應該利用一生中僅有的機會講真話。如果到了海外，為了回國，我還不能夠講真話，那麼我就一輩子也不能講真話，那我這一輩子過的就不是一個真正人的生活。”“共產黨不僅是要把人變成一隻狗，而且是哈巴狗。”

仲維光說，中共把我的一生扭曲過，我不願讓我的同胞、我的子子孫孫再生活在謊言之中。我相信，通過自由文化運動，和大家的努力，能夠加速共產黨的崩潰。80年代前，沒有人會想到共產黨會崩潰，但89年，我們看到了，它會崩潰。過去幾十年，中共已經為自己掘好了墳墓。

有人說，中共立刻崩潰，中國會亂，可是，大家想想，如果中共六十年代滅亡，我們中國可以很順利的改變我們整個社會，七十年代滅亡，我們也會面臨一個比較好的前景，可是拖到今天，許多人都說中共滅亡，中國會面臨災難，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再拖下去，它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災難。

胡志偉：投靠共產黨的知識份子助紂為虐（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來自香港的作家胡志偉說，我的母校的兩位德高望重的校長當年被當眾活活打死，與他們有關的數十年的校友資料和歷屆畢業生的合影被付之一炬。 1978年，母校為兩位校長補辦追悼儀式，可是除了校長的子女家人，沒有其他人敢去行禮，只有我這個坐牢二十餘年的“外人”。那麼多所謂知識精英他們重視自己的政治前途，更甚於追求光明與真理。文革是五四以來，投靠共產黨的知識份子助紂為虐的發展結果。1976年以後，知識文化界的道德崩潰和墮落，也不止是幾個共產黨領導的責任。

費良勇：20位核科學家在批鬥會上被當場槍斃（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曾參加中國核潛艇的研究。他說，中國在1964年試驗成功第一顆原子彈，1966年試驗成功第一顆氫彈，1970年，第一艘核潛艇下水。但在中共暴政下，那些為中國軍工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們也和千萬百姓一樣，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

文革期間，國防研究任務非常繁重，在蘭州基地，有的科學家不願意花時間學習毛選，當地駐軍在經過詳細調查後，就突然召開十萬人大會，當場在會上槍斃了二十位貢獻非凡的優秀科學家、工程師，這些人的名字直到現在還不為人所知，也許一直要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才會得以公諸於世。

還有一名青年工人，自告奮勇維修一台進口儀器，但由於碰上毛澤東突然要搞一個原子試驗，因為儀器不能使用而未能實現毛的戰略部署，那位青年工人便被打為現行反革命，馬上處以死刑。在整個蘭州核基地，上萬人被送勞改。

梁國雄：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大聲地問：“為甚麼，為甚麼不讓我說話？” （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香港立法委員粱國雄：說，自由就是我們有不聽別人的權力，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常常問一個問題：“你說的話我不懂，可不可以再解釋一遍”。這是一個有趣也很恐怖的問題——把問題問到底。一個專制者，就是不讓你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我不懂，可不可以再解釋一遍”。

我很幸運生在香港，每個香港人都有權利有義務去不停地問：“為甚麼？為甚麼不讓我們說話？”中共常常問一個問題，為甚麼香港的居民這麼牛啊？敢跟我對著幹。它現在都還搞不清楚為甚麼03年港人百萬人上街抗議23條，懷疑背後有黑手在操縱——沒有啊，我們有手，但它不是黑的，我們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這是中共完全不能理解的。

我要用我的幸運，替大陸那些被專制壓得喘不過氣的人大聲發問。如果自由文化運動能夠讓每個人都發問“為甚麼不讓我們說話？”，那麼它就真正是一個運動。我們還要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現在連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的權利都沒有。

陳泱潮：我是中國苦難的見證者（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來自丹麥的學者陳泱潮說，我為甚麼要遠道來參加自由文化運動呢？因為我是中國苦難的見證者，因為我是中共槍口下的倖存者，我深深知道自由的寶貴，自由思想的寶貴，自由表達的寶貴。我出生在一個所謂官僚地主家庭，書香門第。我5歲就失去了父親，親眼看到多少無辜的人被槍決，多少人被苦難的鬥爭，多少人被迫吃瓦釘，手指被纏上浸了油的棉花，點火燃燒，鬼哭狼嚎；多少人被餓死，甚至妻兒殺死丈夫吃掉，慘絕人寰。可是我沒有因為許多家人死於非命而怨恨共產黨，年輕時我真的以為共產黨是為了一個神聖的理想而奮鬥著崇高著。我努力精讀了馬克思主義，我發現共產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吃人不吐骨頭的剝削制度，共產黨人一定要背叛他的理想。如果他不改變，人民就一定會起來打倒它。28歲時，我寫下了《特權論》，從幾個地方化名寄給了中南海，並因此遭致此後的牢獄之災。這本書，預言了共產制度一定會滅亡，論證了民主革命的必然性。這本書定稿以後不久，東歐真的發生了劇變，中國今天也在朝著這個方向走，我有非常堅定的信心，勝利是屬於人民的！

郭國汀：中國連法院都已失去公正，這個社會已是無藥可救。這就是我在大陸執業21年後得出的結論。（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來自加拿大的人權律師郭國汀列舉了他所經手的四個極其典型的案例，說明在中國，無論是政治案件、經濟案件、刑事案件，還是所謂“敏感案件”，在現行中共的一黨專政下，都沒有司法公正可言，只不過是程度大小的不同，而所有的政治案件和敏感案件都是絕對不存在司法公正，整個司法系統在中共暴政下已經到了腐爛透頂，無法容忍的地步，因為法院是社會公平公正的最後一道關卡，如果法院都失去了公正，那麼這個社會已經是無藥可救。這就是他在大陸執業21年後得出的結論。

英國作家、前駐京外交官蓋思德：中國的苦難是世界的苦難（大紀元記者陳明攝影）

前英國駐北京外交官蓋思德說，中國的苦難也是世界的苦難。我現在已不是政治家，但我的演講會提到政治。因為沒有民主，詩人無法唱出真理之歌。一個沒有自由的強大的中國是世界的威脅。這次中國自由文化大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知識份子所扮演的角色問題。應該聯合海內外的知識份子，讓世界聽到中國之魂的真實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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