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強：我為甚麼主張要對反日熱情進行冷思考？

【大紀元4月26日訊】對近期國內的反日熱潮，筆者的悲哀多於興奮。在草木皆兵的四月，街上冷不丁冒出這麼多人來，成箱的雞蛋任由示威者拋擲，而警察居然袖手旁觀不予制止，誰都會感到費解。國內新聞照例是一邊倒，新浪網上充斥了國際社會對暴民聲援的假新聞，似乎中國人再次佔足了理。筆者認為，倘若反日遊行只有情緒的發洩，不僅參加者的意願沒有表達，甚至連自己的意願是甚麼都未必清楚，那無疑將是可悲的。群眾運動一旦被情緒所主導，則要麼是短命的，要麼是災難性的。

遊行示威的共性，是大多針對本國內政，涉及外交的話題也不例外。但十幾年來，內政大多不容國人置喙，外交也一概乾綱獨斷。政府習慣了無端剝奪公民權利，上海公安就曾以擾亂社會秩序為由，數十次拒絕許可愚文的遊行申請。官方在聲明中，呼籲參與者應事先申請並取得許可，表明其操縱民意的目的已經達到。但這部特定時期為取消遊行而頒布的法律，卻沒有任何可操作性，甚至其本身就是違憲的——要麼是違法遊行，要麼便沒有遊行！毋庸置疑，國內的遊行幾乎都是非法的，或者至少有違法因素存在。法律規定遊行過程中不能出現暴力，但警察卻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很少有人為此而受到追究。

世道變了，雖然「壞的像黨員」依然如故，但「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卻早已時過境遷。知識階層「富裕不忘國家」，被胡蘿蔔整體收買，在大棒下噤若寒蟬。「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已成為主旋律，只要十年寒窗足以經世致用，並且肯出來為黨工作，讀書人的境遇都已普遍改善。但人們已經不能隨便說話，否則便會危害國家安全；不便給自己的讀書會命名，否則便涉嫌結社和組黨；不能研究真問題，因為沒人敢給你發表。缺少具有道義擔當的知識份子，長期忽視對民眾的啟蒙和引導，忽視對本國歷史的梳理，導致非理性因素在街頭運動中大行其道。

中國人對日本的敵視，情緒向來激烈。究其原因，除了日本缺乏真誠反思，軍國主義屢有抬頭外，中國的國民教育傾向難辭其咎。中國人對日本的理解，大多來自兒時的文學和電影作品，似乎日本人不是鳩山就是龜田，除了貓眼兒司令便是豬頭小隊長，一個個青面獠牙面目可憎。而日本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中日交流對中國的意義，甚至日本政要已有的歉意，則被有意無意的忽略和掩蓋。困擾中日關係的教科書問題，也緣於國人將其與中國的統編教材等量齊觀。我們對本國歷史的曲筆知之甚少，復以為日本也是全國一本書，倘非熟讀欽定經史即難以通過「高考」。這種心態驅使民眾反應過度，自屬情理之中，但若不加反思，其為禍必愈演愈烈。

現有的五大常任理事國席位，是當年東西方陣營妥協的結果。看看中國近年來投了多少張棄權票，就會瞭解我們的影響力究竟如何；想想美英自行解放伊拉克，就會明白聯合國的邊緣化有多麼嚴重。沒有美日的支持，聯合國勢將不國——世界已無法忽視日本的存在，恰如無法漠視中國的崛起。若想成為常任理事國，日本當然需要進行深刻反思，而中國政府和民眾需要考慮的，不是一味發洩怨氣，而是如何以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非理性的遊行已使中國蒙羞，李肇星的嘴臉，就是中國形象的真實寫照，可憎又可悲。就像當年《中國可以說不》出籠之後一樣，中國又將面臨主流文明的進一步遏制。他們會普遍擔心，為中國現代化作出了如此巨大貢獻的日本，為甚麼仍然得到如此惡意的回報？中國還是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民族？遊行的參加者可能沒有想到，假如沒有了與西方的合作，封閉狀態下的中國還能否健康發展？國民付出了巨大代價換來的入世是否還具有實際意義？

筆者擔心，假如仍然對所有遊行申請都不批准，以後將不會有誰會去申請；假如將所有組織者都視為亂黨，日後也將不會有誰公開自己的意願；假如對暴力行為不予制止，所有的遊行都將充斥暴力。長此以往，人們的理解必然是，官方允許的可以遊行，政府禁止的不許遊行；針對內政不准遊行，而民族話題便可以遊行；和平的遊行將擾亂社會秩序，安全的遊行竟可以合法地施暴！公民權利的行使，勢必就此走入歧途。

值得欣慰的是，由於互聯網的存在，外部世界對這種假民意的負面評價，已逐漸被國內人士所瞭解。由日本教科書問題引發的對中國歷史真相的探討，也隨即展開。或許，結束政府壟斷資訊的時代，已經為期不遠了，這倒是中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2005年4月24日
於耶魯大學中國法律中心(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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